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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
这是史蒂夫·乔布斯的话。年轻时，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Robert Noyce、Andy Grove以及Regis McKenna等老一代硅谷企业家相处。
2003年5月，硅谷历史学家Leslie Berlin采访乔布斯时问他，是不是站在先贤们的肩膀上还不够？为什么他要借鉴他们的智慧？他特地跑上楼，拿出哲学家叔本华的一本书高声读起来：
一个人的一生，见到过两代或者三代人的成长，那么他就像坐在表演场上魔术师的棚子里，连续看了两次或三次相同的表演。魔术师的把戏只看一次才有意思，当人们不再感到新鲜，不再被魔法所欺骗，表演也就没有效果了。
乔布斯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给了他看穿魔术师把戏的机会，这样他就能在相似案例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知道该如何去处理。
11年后的2014年，Berlin又拜访了Robert W. Taylor。1966年，Taylor让国防部下定决定组建阿帕网ARPANET，并最终成为了互联网的核心。紧接着，他接手了研发了第一台现代个人电脑的施乐PARC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在谷歌成立的三年之前，他曾在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带领一支团队，为世界上第一个急速搜索引擎而努力。
采访Taylor就好比进入硅谷的时间机器。当时，他告诉Berlin，最近还有另一个访问者具有与乔布斯同样的好奇心：马克·扎克伯格，以及在他创建的Facebook中的一些同事。扎克伯格一定听说过Taylor的事迹，想知道他的一切。因为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Berlin的主题就是硅谷。她对于乔布斯和扎克伯格都明白硅谷的过去对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一点也不吃惊。很多公司的创始人和参与者也想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们的问题通常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为什么会是在硅谷？为什么硅谷可以一直占据世界科技经济的中心地位？
Berlin认为她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相关术语的定义。硅谷指的是旧金山半岛夹在海湾东部至海岸山脉西部的狭长地带。硅谷最初仅由圣克拉拉县和圣马特奥县的南部组成。在过去的几年中，阿拉米达县的部分地区以及旧金山也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硅谷的地盘，或者是“大硅谷”的区域。
硅谷这个词流行于1971年，由为Electronic News撰写贸易报道的记者Don Hoefler提出。在此之前，该地区被称为“快乐谷”，以杏、李子、樱桃以及杏仁果园远近闻名。著名的西方作家Wallace Stegner曾说，“那里曾是家庭农场，三代人生活在这宁静、美丽、健康、富饶的农场中，虽然面积有点小，但物产丰富。”
Berlin认为，三大利器成就了硅谷：科技、文化、金融。
就科技而言，硅谷可算是气运加身。1955年，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William Shockley回到了他童年生活过的帕洛阿尔托。Shockley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1956年因晶体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教师，一个可怕的企业家和老板。正因为他是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Shockley可以在国内招募到他称之为“热血”的青年才俊们，放弃在波士顿东部沿海研究企业和实验室，以及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机会，来到3000英里之外的小山谷。正因为他是一名杰出的教师，从未接触过晶体管的年轻科学家们在他的教导下，不仅可以理解这些微型设备，还开始在半导体电子学领域开始属于自己的创新。
正因为他还是一个可怕的老板，是那种张贴工资表、强迫员工接受测谎试验的老板，很多慕名而来的人，会迫不及待跳槽。Shockley雇员中的八人，在1957年创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也是硅谷第一家现代化的创业公司，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仙童半导体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四分五裂之后，员工们陆续开创了数十家公司（其中包含英特尔、松下以及AMD），这些公司统称为仙童。
Shockley教给其员工的晶体管创建技术对硅谷的发展至关重要。几乎所有与现代技术革命有关的事情都能追溯到微小的晶体管身上。
如果将晶体管视为硅谷这颗明珠核心部分那一粒沙子的话，当人们试图将晶体管与其他的诸如电阻、电容等电子元器件串联在一起，并在单个硅片上制成一个完整的电子电路时，珍珠的下一层就出现了。这种新的设备称为芯片。后来，有人想到可以用来编程的特有芯片：微处理器。第一台袖珍计算机就是建立在这些微处理器之上。随后，又有人指出可以将微处理器与其他部件以及屏幕组合在一起，这就是计算机了。人们为这些计算机编写充当操作系统和以及基于操作系统的软件的代码。某个时刻，人们开始用网络将这些电脑彼此联系在一起。再后来，人们意识到应该将电脑虚拟化，将其存储的内容异地存放在“云”中，同时还可以搜索存放在不同计算机中的信息。然后网络计算机在缩小，保留下最核心的屏幕、键盘，研发平板电脑以及手掌大小的智能手机。紧接着，人们为这些移动设备编写各类app应用。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张发展图，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与摩尔定律相吻合。
从珍珠身上学到的层层构建的技能，可以帮助其下阶段或相关行业的发展。在人们口中，苹果常常被认为是独特的、自成一格的，但是苹果早期的关键员工曾供职于英特尔、雅达利以及惠普。苹果的风投者要么支持过英特尔或仙童，或曾在其中工作过。Macintosh的人性化设计、图形用户界面、重叠窗口以及鼠标的灵感，都来源于1979年乔布斯及一队工程师对位于斯坦福研究园的施乐研究中心的考察访问。换言之，苹果是硅谷特殊环境和科技的产物。
硅谷诞生的第二大功臣：文化。
当Shockley带着他的晶体管以及他招募的新兵在1955年到达硅谷的时候，那里还是以农业为主，但当地却有着明显的高新科技（他们当时称之为“太空时代”）。最大的雇主是国防承包商Lockheed；IBM正筹划建立一个小型的研究设备；作为50年代之前为数不多的本土科技公司的惠普，已经存在了不止十年。
与此同时，斯坦福正积极筹建自身的物理和工程部门。Frederick Terman教授担心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会集中到东海岸而造成当地的人才流失，因此创建了所谓的“学者社团”，建立了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动态联系。这就意味着，当新的晶体管-芯片公司开始发展的时候，技术工程师已经处于待命状态了。
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口急速发展。从1950年至1970年，圣克拉拉县的人口翻了三倍，从大约30万人激增至100万人。这就好比这20年中每15分钟就有一个陌生人搬过来。总体来说，这些新来的人比当地的人更年轻，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该山谷从以农民为主的团体转变为高技术人才的聚集地。
新来的人涌入曾为农业区的该地，意味着有可能创造适合新公司发展的商业环境，而不是用新行业去适应既有的商业文化。这里将实现自我循环的体系，从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招聘业务、原型设施，到自由股权计划、区域法律、社区学院课题等，构成了产品研发技术为基础的业务框架。
历史学家Richard White表示，现代的美国西部天生就是现代的，这归因于后来者优于先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系等。硅谷与生俱来就是后现代的，这是新的商业框架所决定的，这个框架不同于延续了2个多世纪的东部沿海的传统商业构架。
从一开始，硅谷的企业家就与东海岸的同仁们持有不同的态度。西部的人视自己为工作在新的疆域上牛仔和拓荒者，那里的人胆大心细，不以失败为耻，而是将失败视为学习经验教训最快的途径。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受以Haight 和 Ashbury为中心的嬉皮热潮的影响，水到渠成的，硅谷公司也以其悠闲地穿着风格、其视频游戏、个人电脑等产品远近闻名，为其他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驱动硅谷成长的第三大原因就是金钱，而时间也再次成为了关键。当时，美国国防部会为惠普和Lockheed等公司的所有微型芯片买单，军队成了最大客户；由于冷战思维的影响，国防部很愿意投资先进的电子产品及电子系统，联邦研究经费大量涌入斯坦福，硅谷也成了直接受益者。实际上，政府就是硅谷的第一位风投家。
70年代，第一波风投公司开始在硅谷成立，红杉资本和KPCB都由仙童员工创立于1972年。后来，这些风投公司投资了亚马逊，苹果，思科，Dropbox，Electronic Arts，Facebook，Genentech，Google，Instagram，Intuit和LinkedIn等著名公司。
一代企业家成功后，会转而为下一代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经验，这种模式可能是硅谷持续成功的最重要，但最没被认识到的秘密。乔布斯在2005年著名的斯坦福演讲中，将这种模式比喻为接力赛中的接棒行为。
如果说硅谷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那么现在是这个地区经历的第七个十年了。很多硅谷观察家们都预言硅谷即将灭亡，并常会提及底特律。首先，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能源危机几乎要导致专业生产微芯片的专业工厂关闭；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竞争令人担忧；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世界上其它强大科技地区的崛起，互联网和移动技术使得大家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从工作。所有这些都令我们听到硅谷毁灭的钟声。
硅谷经济由于它的周期性而恶名远播，然而它却经受住了考验。2015年，在这一年里有着更多的专利，更多的众筹，来自硅谷的更大份额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据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所言，硅谷连续四年保持就业增长，是美国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世界各地的准企业家仍在继续搬往硅谷。甚至包括一些不是在硅谷创办的公司(例如Facebook)。
这是为什么呢？硅谷持久力的背后是什么？答案是，许多促使硅谷于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因素，在今天硅谷经济已被证明非常适应环境的情况下，仍在继续支撑着它的发展。
硅谷仍然处在晶体管的影响之下，无论在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都给依靠半导体技术公司提供各种支持。同时，当类似于生物技术等与半导体产品无关的新行业，在硅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他们充分利用了现有基础设施和支撑结构的优势。
风投仍是硅谷年轻的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2014年，大约有145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占为美国总风险资本投资的43%。硅谷超过一半的风险资本投入在软件方面，而软件的兴起也有助于解释近期众多科技公司向旧金山的转移。生产微芯片、电脑或者专业化的生产设备——这些曾经发生在硅谷的事情，需要大量人力，复杂的制造操作过程，专业的化学物质和处理设施，并且经常要在大片的土地上进行。制造软件不需要这些东西；事实上，软件工程师需要的仅仅是一台计算机以及云中服务器的计算空间就够了。对于软件公司来说，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落下脚跟并不难。
硅谷对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仍然非常有吸引力。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其他地区大量移民涌入硅谷，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演变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国际移民涌入硅谷。移民在这一地区和现代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硅谷近37%的人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一半的家庭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硅谷百分之六十五具有学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来自其他国家，即硅谷2/3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作者都是外国移民。
这里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1995年到2005年，超过半数的硅谷创业公司至少有一个创始人不是美国人。他们的业务创造了在美国的就业机会和数十亿美元的市值。硅谷现在和从前一样，仍是由移民创造和持续构建的。
斯坦福大学在整个局面中仍处于核心地位。据估计，从2012年开始，由斯坦福大学的企业家成立的企业每年创造的收入达2.7万亿美元，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创造了540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数字包括那些主要业务不是科技的公司：如Nike、GAP和Trader Joe ' s。但即使你只看硅谷中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企业，这个列表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包括思科、Google，惠普，IDEO，Instagram，MIPS，网景，英伟达，硅谷制图，Snapchat，Sun，瓦里安，VMware，雅虎。一些批评人士抱怨说，斯坦福大学近年来过于关注学生创业。
上述几点代表了对硅谷的发展十分重要的延续性，但变化对硅谷的长治久安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几十年来，硅谷不停地自我改造，从其形成或领先的技术时间表就可见一斑：
1940年代：仪器
1950/60年代：芯片
70年代：生物技术，利用芯片的消费性电子产品（电脑，视频游戏等等）
1980年代：软件，网络
1990年代：万维网，搜索
2000年代：云，手机，社交网络
在硅谷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失败才是商业中最重要的一课。这一不变的信念依然没有改变。但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个新名词出现，与淘金热和大西部一起成为新的隐喻：瓦解(Disruption)。
“瓦解”的概念，大致基于Joseph Schumpeter于1942年首次提出的意思，一个小公司进入（通常与技术一起），并完全推翻一个成熟稳定的行业。Uber扰乱了出租车行业；Airbnb扰乱了酒店行业。瓦解的故事在本质上来说，正如西方传说一样，是一种打破既定模式，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新的方法。它同时又象征着冒险、反体制、机遇和风险。这只是同一种思想的不同表现形式。
旧语种向新语种的转变可以反映移民在今日的硅谷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来到这，没有接触过当年激励了牛仔和拓荒者的文化背景。他们来自东方或者北方。在这种文化转变中，我们期待看到淘金者西方隐喻还能存在多久。
在过去的十年里，硅谷文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那些反传统的小公司逐渐变成制度建立的大哥大；例如苹果被判违反反垄断法案件。公众不断听到诸如以下的新闻，facebook或Google等硅谷公司收集大量的美国公民的数据，其中一些已经到达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手中。当硅谷的公司开始像著名的1984苹果电脑广告中的独裁者那样，硅谷将会发生什么？
将硅谷作为一个地理位置来看，在快速的移动科技和互联网的时代，地域的影响还会这么重要吗？换句话说，地区是不是将要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
也许，当涉及到科技创新时，位置仍然至关重要。“距离”很重要。创意是无法计划的，你无法保证它在某次半小时的电话会议中产生。重要的工作可以远程完成，但那种可以产生突破灵感的谈话却常常发生于偶然。人们在大厅碰到对方，或在咖啡店，或在礼拜中，或在健身房，甚至可能在孩子足球比赛的看台上。
正是因为未来地域的重要性，在将来，硅谷的最大威胁来自地方与国家。硅谷的创新经济依赖于它能够吸引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他们就像一个不断创新的按钮。如果硅谷失去对这些人的诱惑力，如果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致使其子女无法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如果房价依然贵的离谱，又如果移民政策使得留在硅谷对于那些高技能移民来说变得很困难，那硅谷及美国经济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更令人担忧的是：硅谷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低中等技术工人工资停滞不前，另外一个现实就是，相同教育水平的男人比女人赚的多。此外，根据合资企业报告称，在今天的硅谷，最低收入的群体比最高收入群体薪资低百分之七十。不客气地说，即使在硅谷鼓吹的平等主义文化下，严峻的现实就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
另一个威胁是联邦政府对于基础研究支持的持续减少。风险投资对于公司产品开发是十分重要的，但联邦政府仍为美国大部分的基础研究提供资金。硅谷十分依赖于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甚至就没有iPhone，这是美国近期发布的一篇有关研究与开发的报道中的内容。今天，美国的整体研发投资排世界第十位，投资占GDP的比例在2.5%和3%之间，按百分比算与十年前相比降低了13%。未来十年内，中国研发投资预计将超过美国，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占经济发展比重上。
全世界的人都试图重现硅谷，但没有人成功。
没有人会成功，包括2015年的硅谷，因为没有别的地方 能再现学术研究，科技，反主流文化理念和类似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风气，这种风气吸引了许多对于风险有高容忍度但又没有什么可以输的人。一部分通过时间的推移，另一部分通过人们的努力，其中包括想要“回报”硅谷的创业者与那些想要赚钱的人，这种文化才能成为自我延续。
重新建造一个硅谷可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对其他地区的区域规划师来说不一定是坏消息。高科技经济不是零和博弈。二十一世纪全球科技经济是如此庞大和复杂，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足以实现多个区域的共同繁荣，这 包括硅谷，如果它能认真对待面临的威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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