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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原文发表在waitbutwhy上The Cook and the Chef: Musk's Secret Sauce，原作者Tim Urban，译者：董飞，晓桦，Cass Lin，朱丹等，编辑：小芹菜，上一篇可参考专栏文章：《厨子与大厨：马斯克的“秘密武器”（上）》。本系列为雷锋网协同编译的约稿系列，转载请联系授权并注明。
“伊隆的秘诀是什么？他彻头彻尾是一个科学家。”
| Most People’s Software 大多数人的软件
你总会听到关于人类发展的实例以及你个性形成时期的经历是如何成就了今天的你。新生儿的大脑是一个像粘土一样可塑的硬件，它与生俱来的工作就是快速了解它出生的环境，然后把自己塑造成能够在各种环境生存的最优工具。所以小孩子学习新的技能总是轻而易举。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坨粘土变得越来越硬，也就越来越难改变大脑运行的方式了。我奶奶使用电脑的年限和我一样，但是我用起来总是得心应手，因为我孩童时期的可塑性大脑很容易就适应了基本的电脑技术，而奶奶用电脑时的表情就像我把乌龟放在玻璃桌子上，它觉得自己两脚悬空时费解的表情一样。她在必须要用电脑时会用，却和电脑做不了朋友。
那么我们大脑的软件——我们的价值观、知觉、信仰系统、推理技能-在早期关键的几年学到了什么呢？
家家有本不同的育儿经，但我知道的大多数人的经历是这样的：
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教会我们各种事情——是非和黑白，安全和危险，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而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宗旨就是：我是大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要争辩，听我的就对了。小孩子这时候就会开启我们熟悉的十万个“为什么”模式（马斯克称之为“连锁为什么”）。
小孩的天性不只是想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他还想弄明白他生活环境的规则。要弄明白一件事，你就得了解这件事是怎么形成的。当家长和老师只是简单粗暴地告诉小孩去做123，只要听话就好了，就好像是给小孩的脑袋里安装一个已经设计好的软件一样。当小孩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在尝试解析这个软件，看看它是怎么构成的——想弄清楚底层的第一原理是什么，这样他们才能决定到底应不应该把这些大人看起来十分坚定的事情当回事儿。
孩子最早开启“为什么”模式的时候，家长还觉得挺可爱的。但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快速结束游戏的方法：
因为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
“因为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就像是在孩子的解析欲望上铺上了水泥地板，再多的“为什么”也钻不过去了。它说“你想要第一原理是吧，给，给你一块水泥板，没有‘为什么’了吧?现在你特么给我穿上鞋子我们要走了，因为我说了算。”
想象一下这种现象在科学的世界里会是怎样的。
平心而论，做父母兼职不是人干的活儿。除了要做过去那些所有他们不得不做的屁事，现在还要看管一群自恋又愚蠢的小怪物，这些家伙还以为父母天生就是来伺候他们的。在忙碌又烦躁，还有80件事等着去做的时候，“为什么”游戏简直就是个噩梦！
但也许这是个值得忍耐的噩梦。不加任何解释没有逻辑的命令、经验教训或者至理名言就好像是给孩子鱼而不是教他们怎么打渔。如果我们是这样被养大的，我们就只有一篮子鱼而没有鱼竿——我们有个预装的软件，我们学习了怎么使用这个软件，然而没有能力写出新的代码来。
学校更差劲。赛斯 高汀（Seth Godin）是我最喜欢的思想家作家之一，（他在博客里写了很多关于第一原理的推论），他在一次TED演讲中讲到现在的教育系统是工业时代的产物，那是一个推崇产量和生活标准的时代。但是因为工厂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所以我们的教育系统就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重新设计的。他解释道：事实是，普遍的公立教育系统不是为了给未来培养学者，我们学者已经够多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培养愿意在工厂工作的人，培养愿意行动，温顺，能融入大众的人。“我们‘处理’了你一年，如果你有缺陷的话，我们会把你留下来再‘处理’一年。你们的座位都是成排成列的，就好像在工厂一样。我们创立的这个系统就是为了培养可互换的人，因为工厂的零部件都是可以互换的。”
无独有偶，James Clear，另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在博客中写道：
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叫George Land的学者做了一个创造力表现的研究： 在1600名5岁的孩子中，98%得分为“极有创造力”，Land博士每五年会重新测试一次。同一批孩子10岁的时候，只有30%得分为“极有创造力”。等他们15岁的时候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2%，25岁时比例仅为2%。等他们成年后，他们的创造力已经被有效地培养没了，用Land博士的话说就是“创造力是学不来的”。
言之有理对吧？创造性思维和第一原理推论就像是一对好朋友。两件事都需要思考者创造自己的途径。
人们认为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考方式——就像是在一块空白的画布上作画一样。这要求大脑软件有提出新事物的技巧和经验，学校教我们恰恰是相反的概念——跟随领导、单一文件、成为考试高手。学校不是给孩子们一块空白的画布，而是给他们一个涂色本，并要求他们不要把颜色涂到线外去了。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在我们大脑最可塑的年代，家长、老师、社会把我们的粘土放进了一个模具里，拼命把它挤成了事先设定好的形状。
等我们长大后，由于没有习得自己特有的推理风格，也没有独立思考必要的早期的探索能力，导致了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得依赖大脑中预装好的软件——从父母和老师那里来的软件，可能30年前就自己设计好了。
30年还是走运的了，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假设你有一个霸道老妈，要求你遵从她的价值观、世界观、怕她所怕、追她所想——因为她什么都知道，因为外面的世界很可怕，因为你得尊重XYZ，因为你妈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的脑袋软件运行你整个生命的模式可能是“因为我妈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开启“为什么”模式，比如说想弄清楚你为什么会从事现在这份工作，可能需要好几个“为什么” 才能找到答案，但是最可能的是撞到写着类似“因为我妈是这么说的”水泥地板。
但是为什么你妈会这么说呢？
你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妈是这么说的——她妈成长在1932年的波兰，从小是被她爸这样教育的，原因是她爷爷（克拉科夫郊外小镇上的牧师）是这么说的，她爷爷的爷爷经历过1866年西伯利亚起义时的惨痛，于是在他幼小的脑海里烙上了“不要和铁匠打交道”的人生哲学 。通过这个跨时代的传话游戏，你妈妈学会了看不起办公室的工作，而你却强烈觉得唯一真正受人尊重的职业是出版业，你可以列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拷问你的理由要你推理的话，你会觉得很迷失， 因为奠定这件事的第一原理基础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却唯独不是你。
举个很常见的例子，我认识的很多人是由经历了大萧条的人养大的孩子养大的，如果你向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出生的人征求职场忠告，很有可能你会得到一个由这个软件生成的答案：
（career selection图）
这些人一路从大萧条走到了2015年，但他们的软件程序是在大萧条时期写好的，而且他们不会定期自省和升级，他们仍然用着1930年的软件来思考。如果他们把同样的软件植入到他们孩子脑袋里，孩子再安装到孙子脑袋里，Y时代的人今天就不敢去追寻他们的创业梦或者艺术梦，而且丝毫不能意识到他们是中了大萧条时期的蛊。
给新电脑装上老旧的软件时，人们会形成一系列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深度思考而得来的价值观，一系列不是根据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形成的信仰，一系列他们很难用赤诚之心辩驳的观点。
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没有实际数据支撑的坚定的信仰。我们专门有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
我不知道人们有什么毛病：他们不通过理解去学习，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死记硬背还是什么，他们的知识太不扎实了！（理查德 费曼）
教条随处存在而且变化多端-但是它的模式大概是这样的：X是对的因为【权威】是这样说的。这个权威可以是很多东西。
教条，和第一原理推理不一样，不是根据信徒和他们生活的环境私人定制的，也不因为事情改变而受到批判或者发生改变，不是一个可编程软件，而是打印好的行为手册。
教条的规则最初可能是某个思想家在某个太古时期的某个遥远的地方根据某些特定环境推理出来的，也有可能毫无根据。但是这都没关系，因为你本来就不应该究根问底——你只应该接受它，拥抱他，以它作为生活指南，不需要论证。
你可能不喜欢根据别人的教条来生活，但是你没有什么选择。如果你小时候每次企图弄明白什么事，都被“因为我是这么说的”打回原形，慢慢地你就就接受了“你自己的推理能力就是一坨屎，不要再尝试了，只要按规矩来就行了，这样才不会把你的人生搞砸。”你就这样长大了，对自己的推理过程毫无自信。当你从来没有被迫走出自己的推理之路时，你就能够忽略究根问底来建立自己价值观的过程，忽略在真实世界中检验自己价值观的痛苦，忽略你有时候想要改变它们的事实。也就是说，在推理界，你是彻头彻尾的业余选手。只有极好的推理能力才能开凿出独特的人生道路，反之，教条就会很快让你生活在别人的生命里。教条不认识你也不关心你，通常对你是适得其反—它可能会让一个本可以做个快乐的画家的人终其一生做律师，也可能让一个享受做律师的人一辈子都在画画。
但是当你不知道怎么推理时，你也不知道怎么发展和适应。本来如果你从小学习到的教条不适合你的话，你是可以拒绝的，但是作为一个业余推理选手，通常情况是你找到另一个教条，把它当做救生艇跳上去，这是另一本要遵循的生活指南和另一个要服从的权威。因为你自己写不了软件，所以你只好装别人的。
人们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通常如果我们拒绝一种教条，我们是想从这种教条式思维中挣脱出来，勇敢地面对独立推理的寒风。但是教条式思维像本性一样难改，特别是除了这个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刚刚生了个宝宝，她告诉我她比她的父母开明多了，因为他们总想要她有个辉煌的职业生涯，但是她觉得她女儿做什么都好。她想了一会儿又说；“呃，不，我是说如果她想去蒙大拿州在一个农场呆一辈子我可以接受，我爸妈是肯定不会接受的。但是如果她说要去做对冲基金的话，我会杀了她的。”话还只说了一半她就意识到她并没有从她父母那些刻板的教条式思维中挣脱出来，只是把她的教条重新贴了个标签而已。
这就是教条陷阱，很难逃出来的那种。特别是教条有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群体的时候。
我思考的有些事很保守，有些事很不拘泥。当所有人都一边倒的时候我还在思考，我时常质疑。所有的事都用一种方法去解决对我来说根本说不通。（路易斯 C.K.）
大多数教条式思维都可以归结为赛斯高汀的另一个短语：我们这样的人是这样做事的。
这是群体文化的战斗口号。
有一个区别我们要分清楚：群体文化常常有负面内涵，但是群体的概念并没有不好的含义。一个群体就是一群被某种共同点联系在一起的人，可能是宗教，种族，国籍，家庭，哲理，也可能是有意义的事业。基督教是一个群体，美国民主党是一个群体，澳大利亚人是一个群体，电台司令的乐迷是一个群体，阿森纳的球迷是一个群体，纽约的音乐剧场是一个群体，天普大学是一个群体。在大的，宽松的群体中又有小的，更紧密的，次级群体。你的大家庭是一个群体，你的直系亲属是其中的一个次级群体；美国人是一个群体，德克萨斯人是大群体中的一个次级群体，而德克萨斯阿马里洛的新教派基督徒是更小的一个群体。
群体成员以及成员与群体的关系决定了群体文化是好是坏，尤其是：
当群体和群体成员都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并且恰巧他们是一致的时候，群体文化就是好的。群体成员选择成为群体的一员，因为这个群体和他们真正的自我是契合的。如果群体或者群体成员的身份发展到两者不再契合，成员就会离开群体。我们叫它|——有意识的群体文化。
当群体和群体成员的身份完全是一回事的时候，这个群体文化就是不好的。群体成员的身份是由群体的教条决定的。如果群体的身份变了，群体成员的身份紧随其后就改了。群体成员的身份不能独立于群体之外而改变因为群体成员根本没有独立的身份。我们叫它盲目的群体文化。
在有意识的群体文化中，群体成员的和他的独立身份总是第一位的。群体成员的身份就是阿法狗(alpha dog，不是AlphaGo！)，决定了他所在的群体。在盲目的群体中，群体是排在第一位的，群体是阿法狗，决定了它的群体成员。
这并不是非黑即白-是一个范围——但是如果人们从来没有良好的推理能力，他们很可能会缺乏强有力的独立身份，极易被盲目的群体文化所左右，尤其是他们出生的那些群体。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很少人可以很冷静、理性地表达他与所处社会环境中普遍偏见相悖的观点。更多的人甚至完全无法形成这样的观点和想法“。
一个大的群体，比如说宗教，国家或者政体，会有跨越从盲目到有意识整个范围的群体成员。但是有些群体专门吸引某一类追随者。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如果一个群体越严密，越有确定性，越是教条主义，就越容易吸引盲目的群体成员。ISIS中的盲目群体成员比例比伦敦哲学俱乐部肯定高很多。
教条式群体有诱惑力是言之有理的——它们对人性的核心很有吸引力。
人类渴望联系和情谊，而指导性教条就是把独特个体粘成一个整体的胶水。
人类想要内心安稳，特别是对那些从小到大对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性格感到惴惴不安的人，一个群体和它的指导教条就好像是一条关键的救生绳索，是一个整套人类观点和价值观的一站式购物中心。
人类还渴望舒适又安全的确定性，没有比盲目群体文化中的集体思维更确定的地方了。科学家基于数据的观点再强也只能强到她所有的证据能证明的程度，而且还可能改变，群体教条主义是一种对信仰的执行，而且不需要数据来支撑，盲目的群体成员毫不犹豫地坚信他们的信仰。
我们讨论了为什么数学需要证明，科学有理论，而在生活中，我们估计应该多一点假设-盲目的群体主义行事方式却像数学家一样有信心：
已知（因为群体是这么说的）：A=B
已知（因为群体是这么说的）：B = C + D
所以，毫无疑问：A = C + D
因为群体中那么多人都对这件事情非常确信，你自己的确定性又得到保证和加强了。
这些舒适是有沉重代价的。艰难的方法或者简单方法都可以搞定不确定性，给人们简单选项的时候，教条式群体就省去了通过艰苦努力发展成一个独立个体的压力，只需要给他一个预先定义好的身份。就这样，教条式群体就成了盲目群体成员各种缺陷的“使能器“。
严密的群体教条和盲目的成员系统总爱乔装打扮成思想开明的有意识群体。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比自己想象中和自己所在的某些群体的盲目面更加贴近，我们所在的这些群体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开明。
一个很好的检测途径是看“我们”因素在群体中到底多有分量，“我们这样的人是这样做事的”中的关键词可能很快让你惹上麻烦。
“我们”听起来好牛逼，加入一个群体的吸引力就是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是人们苦苦追寻的东西。不是特别严密的“我们”也还不错，比如说有意识的独立群体成员中的“我们”。
但是盲目群体文化中的“我们”就比较恐怖了，在盲目群体文化中，当群体成员的身份和“我们”因素强烈支持群体概念的时候，群体的指导教条的威力就会翻番。有意识的群体成员寻求结论，盲目的群体成员本身就是结论。
作为盲目的我们，如果你作为个体却碰巧有游离于教条之墙外的观点，性格，或者原则，那是必须要摆脱的，要不然事情就很难看了。如果挑战你自己群体的教条，就是在挑战群体成员赖以为命的确定性和定义他们身份的清晰的线条。
盲目的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们”。憎恨我们的人让我们空前团结，憎恨他们的教条和遵循我们的教条对盲目群体来说举足轻重。当你胆敢去验证“他们的教条”中的严密、同一的无知的时候，你自己群体生活的这些元素也会一一呈现出来。
（注：原文是这样，有些拗口，希望大家指正——The best friend of a blind Us is a nemesis Us—Them. Nothing unites Us like a collectively hated anti-Us, and the blind tribe is usually defined almost as much by hating the dogma of Them as it is by abiding by the dogma of Us.
Whatever element of rigid, identity-encompassing blindness is present in your own tribal life will reveal itself when you dare to validate any part of the rival Them dogma.)
试一下吧，下次和你的群体成员在一起的时候说你改变心意了，让他认为你现在在某件事情上是和“他们”为伍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在教会告诉人们你不再相信上帝了。如果你是博尔德的一个艺术家，下次晚宴的时候告诉人们你认为全球变暖可能事实上只是个骗局。如果你是伊拉克人，告诉家人你最近觉得应该支持以色列。如果你和你先生都是忠诚的共和党人，告诉他你现在很理解奥巴马医改了。如果你是波士顿人，告诉朋友们因为你喜欢洋基队现在的球员，所以今年你改成支持他们了。
如果你所在的群体是盲目的追求确定性，你可能会看到他们眼里的惊恐，在他们看来你不仅是错了，而是异己分子。他们可能会生气，也可能激情澎湃地想说服你，还可能直接不和你交谈了，反正开诚布公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盲目群体中的身份和信仰相互交融，那个人可能从此就和你做不了朋友了。对严格群体中的人来说，共同的教条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的分量比他们想象的要重。
世上大多数分水岭都是由盲目的部落文化演变来的，在“盲目-意识”范围的最末端-当人们完全是沉默的羔羊的时候-盲目群体文化会导致很多恐怖的事情。就像历史上那些魅力超凡的坏人，仅仅因为力量和激情，就建立起一支忠诚的步兵大军。因为盲目的群体文化是罪大恶极的暴行背后那个真正的邪恶之源：
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加入纳粹党，因为大多数热并不在“盲目-意识”范围的最末端。但是我也不觉得大多数人在范围的另一端，事实是，我们通常落在模糊的中间区域—厨师的区域。
要问伊隆·马斯克的思考方式跟大多数人不同在哪？打个比方来说，这就有点像是大厨与厨子之间的差别。
大厨和厨子这两个词看起来像是同义词。在实际的使用中，它们往往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在这篇文章里，我所说的大厨（chef），并不是指那些平庸者，而是指能当开山鼻祖，能发明新食谱的大厨。而其他那些在厨房里庸庸碌碌，照着食谱来做菜的人，则全都是“厨子“（cook）。
我们吃的每一样东西，包括现如今每道菜里每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部分，都有它第一次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小麦、番茄、盐、牛奶，作为人类的食材每一样都有悠久的历史，然后有一天某人突然想到，如果我拿那些原料这么、这么、这来加工处理的话……..最后就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块披萨。这就是大厨做的事情。
从那以后，天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做过批萨，这是厨子做的事情。大厨懂得如何根据根本元素来（first principle）进行推导，而对于大厨而言，根本元素就是各种作为原料的食材。这些就好比某种拼图，或者积木，大厨以此为基础，运用自己的经验、直觉、味觉，来构建起自己的烹饪作品。至于厨子，他们是遵循现成的模板来做事，比如某条食谱，或是他们自己尝过而且喜欢的一种菜，又或者是他们见过别人做的某种鱼。
天底下的厨子千千万万，水平层次不齐。最基础的那些，就只会照着食谱来做菜，所有成份的配比和份量都丝毫不差，最后做出来的就是一份可口饭菜，味道完全是按照食谱设计的。水平稍微高一些的厨子，自信心要强上一些，经验也丰富一些，他们触摸到了烹饪领域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然后运用自己的技巧和直觉，以自己的方式去烹饪。这样做出来的菜带着一点厨子自己的风格，味道跟正统食谱相似，但又不完全像。水平再往上的厨子，能够在食材搭配上搞创新，比如羊肉汉堡配菜包子，花生酱加果冻浇头的披萨，肉桂南瓜子蛋糕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厨子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以已经存在的东西为出发点。哪怕是有创新意识的厨子，也不过是在不断改良汉堡包、披萨、蛋糕这类已有食品罢了。
最后，整个圈子里最顶尖的那些，才叫做大厨。其实大厨做出来的东西有好的，也有很糟糕的，但是无论他们做什么，从基础食材的挑选到最后的成品，都是他们自己进行推敲的结果。
在烹饪界，当个厨子其实并不打紧。在这个行当里，大多数人都处于“厨子“这个层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以发明新食谱作为自己的目标。
但在生活中，当我们在推导“食谱”时，也就是经过思考作出决定的过程，或许就该好好想想自己是处在什么层次的水平上。
通常时候，一个“会推理的厨子”和一个“会推理的大厨”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特别大的不同。就算是大厨，进行推导也会很快耗干其心力，而且这么做跟投入的时间相比通常是不值得的。这两种人的大脑平时也都处于“自动巡航”状态，这时候他们的意识决策中心都是在休眠中。
但是总有一天会碰上要琢磨点新东西的情况。可能是大厨和厨子都被交待新的任务，要他们想出某种更好的营销策略。也可能他们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于是琢磨着去创业。还有可能，两者都喜欢上自己以前想都没想过会喜欢上的人，于是都要考虑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无论是什么新情况？“自动巡航”模式肯定是不管用的——这是新的东西，无论是大厨还是厨子，都没有面对过。那选择就只有两个：
要么创造，要么模仿。
这时候大厨会说：“好吧，那就动手干吧。”于是他卷起袖子，就像他遇到这类情形时通常做的那样，启动主动思考的大脑决策中心，开动起来。他会查看哪些数据是已有的，并去搜出更多他想要的。他会考虑世界的现状并反思自己的价值和优势在哪里？他把相关的各种根本元素集合在一起，然后理清思路、进行推导，最后形成一块完整的拼图。这个过程要花费一些辛苦，但最终将引导他形成某种假设。他知道，或许这是错的，当新数据出现时他会反复验证这个假设并进行修正。在随后的几周，他的决策中心始终处于待命状态，对最开始那并不完善的假设反反复复地进行修正：多点盐，少点糖，换掉一种主要食材。直到对有所的一切都感到满意时，他才会回到自动巡航状态。如此一来，这个新决定，或者说一种新菜谱，便化为自动巡航的一部分。不过接下来他还是会时不时地进行检查、跟进，并根据相关新数据做调整。这就是他的一整套方法，而且对待所有的工作都是如此。
反观厨子，他们对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毫无头绪，他们的思路仅限于“食谱是这么写的”，那更像是一种资料库，而不是会思考的智能。当厨子需要做一个决定时，他会拿出自己收集的权威食谱，去挑选一个自己觉得最靠谱的，然后按部就班的来操作。这就好像基督徒总爱念叨“耶稣会怎么做“一样，只不过这里的耶稣是被圈子里最有威信的权威所取代了。对于大多数问题，在厨子这个“部族”里，教条能够涵盖大多数的标准决策，所以整个部族就是权威说了算。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大厨找遍部落的食谱也找不到任何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所以他需要从另一个他信奉的权威那寻找解决答案。一旦厨子找到正确的配方，就会把它纳入自己的资料库里，今后每当碰到类似的问题时都拿出来参详一番。
首先，厨子会找几个朋友来试。他自己的资料库里没有所需的信息，但也许某个朋友有。他寻求他们的建议，不止是可以将之作为自己的思想补充，还可以变成自己的思想。
如果这还产生不了任何有强烈主见的结果，那他就只好寄希望于“传统智慧”。
人类社会整个来说就是一个松散的部族，往往跨越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而我们所说的“传统智慧”，就是面向大众的教条。一般来说，越是大的部落，教条越容易变得通用化和不合时宜——“传统智慧”的资料库，就像是最后更新于1992年的DMV网站一样过时。但是当厨子求助无门时，它就变成了最可靠的老朋友。
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厨子想要自己创业或者探索接下来的各种可能性——除了求助传统智慧之外，厨子已经别无他法。于是他输入指令，几分钟后，答案出来了：
没有相关资料
这下厨子彻底灰心了，只好认清现实。
在做出了不创业的决定后，厨子的思维又回到自动巡航模式。在人生之路上麻木地走下去。
伊隆·马斯克把厨子的思维方式称为“类比推理”（和根本元素推理正好相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委婉说法。下一次，如果有孩子在考试时被抓住抄别人答案，他就应该用自己在做”类比推理”来开脱。
仔细瞧瞧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种“大厨和厨子”的区别其实无所不在。在音乐、艺术、科技、建筑、商业、戏剧、营销、App应用开发、足球指导、教学、军事战略等方面都有此类现象存在。而在每一种情况之下，尽管双方通常都处于自动巡航状态，在音乐会上麻木地一遍又一遍弹奏最新曲目，但只有到了要谱写新曲的关键时刻——或者是面对空白的画布，空白的word文档，空白的剧本，空白的图纸，空白的白板的紧要关头——大厨和厨子才会展示他们真实的色彩。大厨在创造，而厨子，从某种形式上来说，只会模仿。
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一个厨子，哪怕是最会创新的厨子，他所能引起的轰动也是有上限的，除非他运气爆棚。而大厨呢，他并不给你品质保障，但只要有少许的才华和大把的毅力，引起轰动那几乎是肯定的。有的时候，大厨有足够的魄力去追逐野心；但也有的时候，有人不愿意争名夺利，觉得做大厨就应该能沉得住气，退出争夺，安分守业。做大厨不像伊隆·马斯克——做大厨就要做自己。
这世间没有一个行业叫“推理行业”，但我们其实都身在其中，对大厨和厨子来说也不例外。每下一个决定时，我们就是身处在推理行业。
你当前的生活，连同它的方方面面和千头万绪，就像一张推理行业的唱片。你面临的问题是，排入哪些歌曲？这些歌曲如何作曲，请谁作曲？到了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时刻，当你需要谱写新曲的时候，你怎么完成创作？你是探寻内心深处呢？还是拿着老歌的鼓声与和弦，附上你自己的旋律？还是翻唱了之？
我知道你希望给出什么答案。很简单——明显做大厨要好。但大厨和厨子的区别不像勤劳和懒惰、诚信和欺诈、体谅和自私那样来得黑白分明，就算近在眼前，我们也往往视而不见。
那么如何成为一名大厨？在下一篇，我们将揭开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相、三个非常核心大厨知道而厨子不知道的事。
编者注：本文原文在waitbutwhy上The Cook and the Chef: Musk's Secret Sauce 得到16000次转发，几百条评论，作者：Tim Urban，编译：Cass Lin@知乎（微信订阅号：fitnessforu），许健（微信xujian001），汤维维，朱丹，董飞，晓桦。本文为雷锋网协同编译的约稿系列，转载请联系授权并注明出处。有兴趣的可以关注（或加入）翻译发起者董飞公号：董老师在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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