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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的创业者中,既有“书本智慧”又有“街头智慧”的人很少,地平线的余凯是其中一个。
100多篇学术论文、NEC Lab主任和百度IDL常务副院长的经历塑造了多维的余凯。他跟雷峰网说,2015年决定创业时,自己就觉得计算机视觉这门学科是个过渡形态,最终会转换成Robotics(机器人)。
“干汽车的原因是想干机器人,汽车是机器人的一种形态。但现在汽车是最大的根据地,有了这个才能谈未来。”
在很多人的眼里,余凯仗义、能扛事、情商高、格局大,是一个终极目标明确的人——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大脑,让每一辆汽车、每一个电器都具有环境感知、人机交互决策规划的能力,让机器服务人类。
这是余凯个人长期主义中的底层支撑,让他在创业危机来临时能壮士断腕、保留生机,也能在机遇来临时大胆押注、不留退路。
每一代企业家的成功,离不开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最大追求。地平线的背后,不仅承载了余凯作为“科学家”的理想,而是一批深度学习学者与工程师的共同历史使命:靠自己的双手,做出一家像Wintel那样底层科技创新的中国企业。
在决定创业之前,余凯最广为人知的是其学术成就。
在学术界,余凯担任了多个顶级国际会议如NIPS、ICML、SIGIR、KDD、IJCAI等的程序委员会成员,并在JMLR、TPAMI、MLJ、TNN、TKDE等知名杂志以及美国国家自然基金NSF担任专家评委。
作为为数不多的华人学者,他还是ICML和NIPS两大机器学习国际会议的领域主席(Area Chair),可见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余凯是江西南昌人,在南京大学完成本硕学位,2004年7月获得了慕尼黑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德国西门子中央研究院工作。
2006年,余凯来到NEC Lab,那时的NEC Lab相当于是神经网络研究的大本营。
余凯加入时,深度学习还没有重新火起来,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才是当时的主流。除了支持向量机领域,NEC Lab同样有一批做神经网络的大牛。因此,这里有很强的深度神经网络的积累。
Yann Lecun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NEC Lab机器学习部门的负责人。2002-2014年一直在NEC Lab工作的Vladimir Vapnik在支持向量机领域的地位与今天的Geoffrey Hinton之于深度学习不相伯仲。
2010年,已经成为NEC Lab主任的余凯与黄煦涛合作,把林元庆、朱胜火、杨铭、吕凤军等人,UIUC的实习生杨建朝、周曦、曹亮亮、王孝宇以及罗格斯大学的教授张潼集中到一起,参加了全球顶级图像识别大赛ImageNet。
那段时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视觉教授Trevor Darrell的推荐下,贾扬清也加入NEC Lab作为实习生,在余凯和黄畅的指导下开始从事深度学习研究。
一些年以后,周曦创办了云从科技,王孝宇联合创办了云天励飞,曹亮亮后来成为苹果Vision Pro机器学习负责人,杨建朝成为字节跳动硅谷AI Lab的负责人,贾扬清因为深度学习框架Caffe而名扬天下。
(2017年,贾扬清、余凯与李沐,从左往右)
ImageNet挑战赛由斯坦福大学、Princeton大学和Visual Geometry Group (VGG)联合主办,被看作计算机视觉研究和人工智能进步的关键标志。
201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和工业界计算机视觉研究者的35个程序参加了比赛。每个参赛者收到了被标注过的120万张训练图像和其可能分属的类别列表,参赛程序的任务是对每张图像输出正确的类别。
后来余凯自评,他进入工业界之后的第一件漂亮事儿,就是成为ImageNet挑战赛的首届冠军。
能从35只竞赛团队中脱颖而出来之不易,因为此时的NEC Lab正处于心猿意马、团队动荡的关键时刻,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
即使是在学术界名望很高的黄煦涛,也忧于筹不到足够经费来培养博士,只能无奈催促学生们尽量早点毕业。NEC找到团队里颇有号召力的余凯,希望找到一个实验室的接棒人。
余凯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经常在家里组织聚会,大家甚至怀疑每周末全硅谷的华人科学家都聚在了他家。
2009年末,余凯觉得自己有责任把NEC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他设下两个目标:向业界证明能够吸引最顶级的人才,做出世界上最优秀的成果。
余凯亲自面试,招进来两个大神。一位是黄畅,清华本硕博毕业。他本科时就对图像识别很有热情,但直到博士毕业时,他还没想清楚图像识别如何在工业界大规模应用,就先去了南加州大学做博士后。后来,黄畅重燃对工业界的兴趣,经朋友引荐找到了余凯。
在余凯眼里,黄畅是个天才,在人脸识别领域的研究是世界一流。另一位是印度人Manmohan Chandraker,包揽多个最佳论文奖,余凯评价他是“3D 视觉做得最好的一个”。
余凯作为NEC Lab的“家长”,为实验室创造了很好的研究条件。他揽下大部分杂活,经常出差、跑项目,把实验室与总部的关系维系得相当好,经费很充裕。余凯还与学界和业界建立了广泛合作,对外交流很活跃,比如与吴恩达等学界研究者合作论文,受邀去斯坦福大学授课。
所以,从这点来看,余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他的内心柔软但意志坚定,愿意并且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如果没有他,NEC Lab的荣光可能在2009年就要黯淡下去。
(2016年时,余凯和NEC Lab旧友们的聚会)
时间到了2012年春节前夕。
这个时候,李彦宏在北京约见了余凯,邀请他回国。余凯毅然结束了硅谷六年生涯,回国加入百度,成立多媒体部,开始研究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
此前,百度在AI方面的研究积累几乎为零,余凯加入后,百度才率先注入深度学习的基因。余凯在短短几个月里,为李彦宏布道了深度学习的潜力。
李彦宏一次次受到震撼,甚至给全公司的产品经理发信,要求他们必须重视深度学习这门技术。深度学习的另一代名词神经网络也开始在国内传开,百度首先养活了国内最早一批做数据标注的公司。
不过,真正让李彦宏下定决心重仓深度学习的,是2012年12月余凯代表百度参加的一场竞拍失利。
2012年,Geoffrey Hinton 团队研发出的神经网络 AlexNet 在ImageNet 上一举夺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余凯向雷峰网说到,“全世界没有人比我更震惊,因为我是第一届的冠军,我知道准确率从75%提升到 85% 意味着什么。于是,他立即给 Hinton 发去一封邮件,表达想要合作的迫切期待。
这封邮件启发了Hinton在当年NIPS大会上发起一场秘密竞拍,吸引了全球四家也是如今在 AI 领域大名鼎鼎的领头羊:谷歌、微软、百度与 DeepMind。竞拍中,DeepMind和微软先出局了;后来百度和谷歌一直出价到最后4400万美金,Hinton觉得再拿更多的钱,自己良心就过不去了,喊停了竞拍。
(余凯和Geoffrey Hinton的“同框”,图源:Wired)
余凯判断,只要谷歌一直和百度出价一样,Hinton肯定去谷歌。因为Hinton来中国的话,就只认识自己一个人。
不过,这次竞拍让李彦宏亲自看到了世界级公司愿意为三个人(Hinton团队,包括Hinton和其两位学生)出这么多钱,意识到深度学习的前景与落后的危机。
次年1月,李彦宏即筹备成立了全球第一家以深度学习命名的 AI 实验室——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IDL)。李彦宏亲任院长,余凯担任常务副院长,这也拉开了中国深度学习的序幕。
(余凯在IDL早期的照片)
余凯是百度 IDL早期的实际运作者。在他的影响下,百度吸引了一大批杰出 AI 科学家,如飞桨平台的创始人徐伟、黄畅以及后来百度研究院院长林元庆。
百度的“少帅计划”最初由李彦宏提出,目的是吸引年轻人才,余凯主力游说了李沐(后亚马逊 AI 首席科学家,现大模型创业公司 Boson.ai 创始人)、李磊(后字节跳动 AI Lab 总监)、顾嘉唯(现物灵科技 CEO)加入。
中国最早的自动驾驶项目诞生在 IDL。陶吉、倪凯等自动驾驶创业者,都是余凯当时为该项目招进去的第一批员工。
余凯邀请吴恩达加入百度是一个机缘巧合。
2014年2月余凯去美国出差,入住靠近斯坦福的Palo Alto 的Sheraton酒店,当天正巧吴恩达也来该酒店,两人两年时间没见面,就在游泳池边聊了许久,意犹未尽,晚上又约在酒店的餐厅聊了一次。
当时吴恩达在做coursea,余凯隐约感到吴恩达不是很顺利,就跟他说,你与其搞教育,还不如回到真正打动你的、你的passion所在的地方,就是AI。这句话吴恩达听到了心里,就聊开了,余凯说百度愿意为他敞开大门。
后来3月份,余凯就安排吴恩达在北京与李彦宏见面,5月份吴恩达入职。
李沐在百度时,余凯还跟李沐讨论过一个项目,余凯认为百度的语音、图像、视频等都是整体关联的,可以训练出一个大的模型,肯定会很有用。这个想法其实就是今天类似ChatGPT这样的大模型,只可惜当时他们没有真正去做。
原因一是资源投入太大,二是当时余凯看到百度没有开源PaddlePaddle的意愿,就建议李沐在外面搞一个开源的深度学习平台。——这正是MXNet的源头之一。
在一个周末,余凯把李沐约到清华科技园的一个咖啡馆,跟李沐说,开源深度学习平台是一个很值得尝试的方向,后来李沐跟陈天奇等人就开始了合作。
实际上,在关键的职业选择上,不少同事都愿意听听余凯的意见。
比如,原来字节跳动的AI lab总监李磊。
2015年,余凯从百度离职后,李磊给余凯打了个电话,让他出出主意。李磊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获得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挖掘委员会SIGKDD最佳博士论文之一(第二名) 。此外,李磊也是ACL 2021最佳论文的合作著作者之一。
余凯对李磊说,”你选择推荐算法,应该去字节。”
2015年,字节还不是什么重要的大公司,但余凯敏锐地预判到字节日后的潜力。当时,余凯正在去跟投资人开会的路上,他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李磊劝到了字节。
在李磊之前,余凯还将陈雨强引荐给了张一鸣。陈雨强师从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学者杨强教授,专注于迁移学习领域的研究,在百度,陈雨强是跟余凯配合最紧密的人。
传闻孙剑要离开微软亚研时,余凯找孙剑吃了个饭,问孙剑愿不愿加入地平线。孙剑觉得地平线干硬件,就不太想去。
孙剑开玩笑说,“我在西安交大读本科时,寝室有个人搞硬件。我们每天都是晚上睡得很香了,他半夜才回来。”
从NEC到百度IDL的经历能看出,余凯已经具备对未来技术演化的预判能力,当然,他对于干硬件的“苦逼”这件事,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预期。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74-76年与84年左右出身的学者,是中国深度学习浪潮的两波重要推动力量。余凯在NEC、百度两段“带头”的产研经历,与后继者们衍生了很多历史轶事。感兴趣的读者,可添加作者微信Gru1993交流)
创业,是余凯与学界、“打工人”生涯形成分水岭的一次决定。
2015年3月,余凯提了离职,并开始筹划创业。地平线名字的来源,有一个版本是诗人汪国真的诗《热爱生命》中“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余凯曾向雷峰网讲述过创立地平线、做智能驾驶芯片的思路和逻辑:
一是百度从2012年开始,在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地用GPU。但是,“正常软件在CPU上跑的速度很快,为什么深度学习在CPU上跑得不快?这就会发现软件和硬件分离只是一个理想。”
余凯认为,用GPU做深度学习是一种无心插柳,如果专门做用于深度学习的专用芯片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向。余凯跑去找李彦宏,想专门为深度神经网路设计(硬件),但是李彦宏认为硬件生意很苦,当时的搜索引擎正值盈利巅峰。
二是2013年百度启动自动驾驶项目后,余凯发现如果不做芯片,自动驾驶就没办法量产。
余凯是算法出身,但他并不迷信算法,而是坚定地从芯片开始做起。
他很早就意识到车规级芯片的难题,曾有业内人士向雷峰网开玩笑地说:“余凯创业这些年,头发是越来越少,从分头干到了平头。”
地平线刚成立的时候,需要找应用场景。地平线内部列了4大业务线,分别是:玩具机器人、智能家居、智慧零售、智能汽车。坦白说,当时最不被看好的就是汽车。另外三个或是概念很性感,或是立即能拿项目,当时的AI四小龙风头正盛,能有上亿的收入。
2017年12月20日,地平线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发布会,首次推出两款智能芯片:征程1.0(简称J1)和旭日1.0(简称X1),两款芯片分别针对智能驾驶、智能商业等应用场景提供解决方案。
余凯是极少在科学家中特别懂营销的人,同时代芯片公司的产品名字大多类似AK000/MHI587,并不容易让客户记住,而余凯则给地平线的芯片命名为征程、旭日,大大简化了用户的认知负担。
和地平线的命名一样,旭日的命名背后还有个很美好的愿景:旭日初升,踏上征程——或许这就是余凯作为科学家的一种浪漫主义。
作为一款“非车规级”的汽车芯片,J1受限于当时的研发能力,整体性能一般,主机厂也不清楚这款芯片在汽车上的应用场景是怎样的。
当时,余凯对于智驾芯片并没有过多的收入预期。他的理解是,汽车业务比较慢,主机厂的定点流程更长。AIoT市场相对会更成熟,应该重点围绕X1芯片来做收入。
因此,J1、X的意义在于向外界证明了,软件算法出身的地平线用软硬结合的思路去做硬件,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
2019年8月,地平线发布了首款车规级汽车芯片J2。
J2 搭载了地平线自主创新研发的高性能计算架构BPU2.0(Brain Processing Unit),可提供4 TOPS的算力。用余凯当时的话来说,“此次地平线率先推出J2,不仅实现了中国车规级智能芯片量产零的突破,也补齐了国内自动驾驶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
不过在发布的当时,国内主机厂对于地平线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度,新能源行业正处于凛冬时刻,当时特斯拉的股价正处于过去5年来的历史最低区间。
2018年,长安汽车排名位居自主车企第三。在当时,一汽、上汽都有很强的合资品牌,作为市场第三的长安的未来增长点在哪?长安汽车找到麦肯锡做战略咨询,麦肯锡给长安的建议是做智能化,靠智能化来提升长安汽车的整体品牌形象。
在这一背景下,长安汽车关注到了当时在汽车市场初出茅庐的地平线,希望借助汽车芯片来提升整车的智能化体验。J2芯算力是4 TOPS,搭载在长安UNI - T上正式实现量产前装。
有知情人士向雷峰网表示,“J2之所以是小算力,因为当时地平线的钱袋子很紧,只能是用极致的软硬件优化去获得10倍的性价比。要想让客户接受,就必须让性价比大到他抵挡不住。当时把J2 芯片的demo给到德国人,德国人不信,不认为这么小的一颗芯片就能处理前视的感知任务。”
实际上,J2发布时正是地平线的至暗时刻,最难的在10月到12月之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长安或许就没有现在的地平线。
(长安项目攻坚时的照片)
当时,地平线的AIoT有了收入,但是没办法进一步突破,又没有新的融资进来,资金问题、战略问题、用人问题就像是阵阵缩紧的紧箍咒,在余凯头上挥之不去。
最艰难的时候,地平线的人数从1000多人砍掉了1/3,最终只剩下大概800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余凯说:“当时每天都像是在深渊里往下掉,没有抓手。”
按当时地平线的现金流,如果不把AIoT裁掉,现金流只可以支撑三年,如果把AIoT裁掉,现金流就可以再多支持两年。对于创始人来而言,真正做出这样的决定很难、很痛苦。
但资本和客户都不是来听故事的。地平线的影响力到底在哪里?确定性在哪里?商业上长远的竞争态势是怎么样的?汽车场景大是够大,但地平线的智驾芯片还没有做起来,这一赛道的需求拐点究竟什么时候会来?
......
2019年的下半年,余凯都被类似的问题反复拷打着。
那半年,他拉着高管团队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议,尝试回答着这些曾经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最终,地平线决定放弃AIoT业务,聚焦汽车赛道。
接近余凯的人坦言,“AIoT业务的收入不够健康,它特别有欺骗性,比如一个项目收入大几千万甚至上亿,但是没什么成长性, 反而把团队扭曲了。“
于是,余凯想清楚一件事: AIoT领域的场景过于碎片化。如果继续押注,地平线只会被拖死。
余凯这一次的决定,让地平线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可能。也正是这半年,余凯在痛苦中真正完成了从科学家到商人的初步蜕变,去思考商业的本质。
他化身超级Sales,喝酒拍桌子也好、软磨硬泡也好,天天泡在车厂,专心跟客户磨心智、谈业务。
有接近余凯的咨询人士向雷峰网表示,“企业家不要轻易把时间放在战略上。因为多种情况下,战略是对的,问题全都是出现在执行环节。人类永远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理解能力,而实际上只有你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他们才会理解决策的逻辑。”
对如何处理与主机厂的关系,余凯别有一番心得。相较于只专注硬件的高冷同行,余凯对主机厂足够敞开心扉,又诚意十足。比如,比亚迪派人来地平线内部学习。地平线不仅开放代码、开发工具,还给来访的100多人做了内部培训,甚至一同联合开发项目。
在很多人的眼里,余凯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德语很好。大众一车企领导来访中国,他还亲自接待并安排行程。
另外,余凯口才极好,很会讲段子。只要他参加的饭局,就没有话落地上全场冷场的可能,且其经历丰富,人脉广阔,是公认的社牛。
在雷峰网与余凯今年8月的一次餐叙结束之后,他坐上了50多万元的理想Mega离开。按照周围人的说法:他会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来支持客户。
接近余凯的人没有见过他落泪,也很少发火,但见过他动情的一幕,就是得到客户认可的时候。说到底,余凯的身上有一股江湖气,注重人情,对于商业世界的运转有着清晰的认知。
这些特质在科学家的身上并不多见。大多数科学家转变身份成为创业者时,常常会有恃才傲物、情商低、不懂客户和营销的短板。但余凯从来没有给外界留下过这样的印象。
如果说,与长安合作是地平线第一次打开车企大门、建立信心的关键一战,那么理想则是让地平线在业内彻底打响了名声。
在业内,理想不是容易哄弄的好好先生。但余凯带领下的地平线选择主动扎进理想。在高瓴资本张磊的积极撮合下,余凯和李想有了一次会面。余凯的高情商和社牛属性让李想非常受用,这次见面宾主尽欢。
2020年,理想跟着行业一起被卷进了缺芯的旋涡中,正在积极寻找保供之道。但纵使余凯舌灿莲花,对地平线心里没谱的李想最后也只用含糊其词的“试一试”回应了余凯的盛情。
李想的所谓“试一试”是答应在新车上尝试使用地平线芯片方案,但同时也提出了苛刻的附加条件:理想只提供有限的人员支持,不会为地平线下重注。
作为初出茅庐者,余凯必须要先让外界相信,地平线有能力也有决心做智能驾驶芯片。所以,第一个客户必须立住。地平线强硬的手腕和柔软的身段成了关键变量。
“当你手里只有一颗子弹时,事反而能成。”这成了余凯在地平线常说的话。
为了及时响应理想的需求,余凯牵头动用了地平线的全部精锐,组建了一支300人的团队派驻理想,实时提供协助。在当时已经经历了大瘦身的地平线里,这几乎占据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甚至为了配合理想的新车倒计时,地平线团队陪着理想汽车团队不分日夜的加班调教芯片,就连李想本人都多次对地平线团队拼命般的工作态度大加赞叹。
2020年9月,地平线发布J3,而J3量产上车理想ONE仅用了8个月时间。
这一成绩,让地平线在业内一战成名。至于J5芯片上车理想AD Pro系统方案中,地平线更是创造了 7 个月量产交付的纪录。
当时整个交付过程周期短,任务重。但余凯依然能够安排几百人驻场开发。要知道,理想内部对于供应商是出了名的要求严格,包括李想本人甚至会不停地提要求,不停地“骂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余凯和他的地平线工程师团队们都坚持下来了。
经过理想内部的严苛洗礼之后,地平线团队也锻炼出对于主机厂的及时响应能力,这支团队经过分化组合,开始成为地平线核心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体现。对于地平线的极致服务,理想也给予了回报。2021年,理想One、L7 等车型上首发地平线的J3芯片。
一位地平线前中层向雷峰网说到,“商业的本质是建立信誉,不是金钱交换,而是你和客户有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建立了才会有后面的一切。”
后续,上汽、比亚迪、吉利、理想、长安都用上了J3。
在2020年9月到2021年9月这1年的时间内,地平线获得了8轮,总资金超过25亿美金的融资。拿到定点、获得资本青睐,从坠入谷底到万众瞩目,地平线只花了一年时间。
在J2、J3之后,地平线的下一代产品是J5,但这是一个让地平线“充满痛苦”的产品。
当时,J5芯片总负责人吴征带了6位总监来到地平线,人手不够,并且还有竞对挖人。其次,之前J2、J3 留下来的IP一开始是计划复用的,但是后来发现要支持功能安全,所以CPU和总线都要换掉,IP也要用新的,各个模块都要重新换,相当于从头开始。
一位参与地平线J5的核心成员向雷峰网表示,“J5后期的压力非常大,国庆节都在加班,每天忙到晚上11-12点,没有周末,没有元旦。2021年的春节,大年初三,我们就一起加班,一直到2月中旬流片。当时真的很苦。”
另一位核心成员回忆到,“当时团队互打鸡血,说‘兄弟们不要忘记初心,我们到这里是把事情做成,再苦再难,一定要扛下去。”
J5的上线,让地平线有了冲击高阶智能驾驶市场的武器,也是地平线车载智能芯片的关键分水岭。可以说,J5 研发团队在地平线内部功不可没。
(征程5一次性点亮)
不过,现在来看,内外部对J5评价还是会有些争议。J5是2018年开始定义的,当时没办法预料到5年以后的市场需求变化,所以难免会有缺陷。
由于此前地平线的J2、J3都属于小算力芯片,算力发挥空间有限,难以支撑起余凯想要的丰富的芯片生态体系,而正是J5 的推出,才使得地平线从封闭走向开放,拥有了自己的芯片生态圈。
生态圈的建设对地平线这样一家芯片创业公司的重要性无需多言。
各代芯片就像是一块由地平线自己挖掘的池塘,但要想芯片有真正的生命力,还需要丰富的算子库、开发者、用户数加持,这就像池塘的长久繁荣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水生动植物、昆虫、浮游生物。
“J5的优势在于,地平线有很多合作方在和地平线一起去做算法的优化。而其他国产芯片目前客户少,有点闭门造车,车企会在想怎么用他们家的芯片。”
一位业内人士对雷峰网分析,从获客的角度上讲,芯片生态是分工合作的,并且有一定的粘性,这个时候众多生态伙伴中但凡有一家有订单,大家就都有活儿干。
余凯也曾在多个场合评价J5时提到,未来竞争时生态才是关键,因为技术很容易被后来者打翻在地,但生态做得好就能获得客户,这跟微信的逻辑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获得了这么多客户资源,那么就算我们某一代芯片做得不好,他还能扛到你下一代芯片出来。”
更重要的是,J5还抢走了国际芯片巨头Mobileye的部分客户资源,也让英伟达有了危机感。
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最初在规划Orin芯片时,其实定义了面对一体机、中、高、低算力等系列产品,发布了高算力的Orin-X后,又发现成本太高,且对车厂来说有点性能过剩,为了应对地平线J5的竞争,才又推出了中算力芯片Orin-N。
但是,地平线J5也存在问题,这点不能否认。
J5设计之初是为了对CPU要求不高的CNN(卷积神经网络)设计,对标的也是Mobileye算力仅有30TopS的EyeQ5芯片,再加上2019年时地平线预算不足,买不起Arm更贵的CPU IP核Cortex-A78,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了Arm性能和效率稍弱的Cortex-A55的IP。
但随着自动驾驶算法的迅速更新,Transformer 渐渐取代了传统的CNN,更多的传感器诸如激光雷达、多输入摄像头等被广泛使用,智驾系统对CPU的算力要求也水涨船高。
事实上每一个芯片从定义到量产大概需要三年的周期,三年前研发团队预测了市场需求,定义好了产品,但等到三年后市场却发生了变化,导致芯片销售不及预期,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在业内人看来,借助J5,地平线的车规级智驾芯片研发和量产才能由此生根,这是地平线里程碑式的作品。
一家有生命力的芯片公司,总要经过一两代的产品迭代,才会迎来真正成熟的时刻。这就是一个长周期且需要交巨额学费的行业。
而且,地平线J1、J2、J3、J5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是余凯对产品定义、商业理解的映射。从初代的理想主义、中期的纠结和自我否定以及后期的生态意识和利他主义,余凯希望在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大潮中,中国公司能有一席之地,出现像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底层科技创新公司。
今年4月,地平线发布了基于征程6旗舰版芯片开发的全新高阶全场景智驾方案Horizon SuperDrive,芯片算力达到560TOPS,单颗征程6P即可支持感知、规划决策、控制等全栈计算任务,在功能上能覆盖高速NOA、城市NOA以及自主泊车等主流智驾场景。
(目前,地平线的主要生态合作伙伴如轻舟、鉴智、易航等正在基于J6 开发高阶方案。关于地平线生态与车厂的量产、交付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添加作者微信Gru1993交流)
2023年10月,地平线立项SuperDrive,投入了超过一千名工程师。经过10个月左右的开发,SuperDrive在今年8月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媒体交流。
余凯说,“地平线在J2、J3、J5上都在打造全栈的样板房。但这一次,我们不仅要打造标杆,还要打造全世界范围内的“捅破天”的智能驾驶标杆。地平线就干这一件事,把所有的弹药、炮火就砸在(智驾方案)一件事情上。”
余凯从来没有放弃过打造中国的“Wintel“的初心。
他认为,地平线是一个非典型芯片公司,芯片公司里面最懂软件算法的、是软件算法里面最懂芯片的、是做软件算法+芯片的公司里面最懂车规的公司。
一位地平线前中层人士向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说,“有一次,一位重要领导参观完地平线之后,就说余凯有点像马斯克,余凯很纯粹,他真的希望能像马斯克一样去改变世界。”
余凯也清楚地知道,智能驾驶是地平线现有的根据地,但远没到终局。
“如果我来到这个世界,和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同,那我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人,生来就要做改变世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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