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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林藠头 | 2015-06-25 15:18 |
按：昨天腾讯组织了一场夏季思享会，请了几位著名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领域的学者、教授以及业者来讨论“智能社会的机遇和挑战”这个话题。几位教授分享了各自领域的一些看法（参考南开大学周功宜教授的《智能时代的“双刃剑”，更多的是人类善恶的博弈问题》），有几位嘉宾花了很大篇幅讨论技术伦理问题和安全隐患，知名IT评论人谢文老师随后很直白地指出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没有资格讨论‘智能社会会带来什么危害’的问题”。
总体上听下来，谢文老师并不是反对技术伦理的讨论，而是觉得我们现在搞错了重点。吃多了高蛋白食品的确有患“富贵病”的风险，但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而言，讨论这些话题的建设性是什么？
以下摘选自谢文在腾讯“思享会”上的分享。
从计算机革命开始，六七十年代一路下来，科幻也好，含沙射影也好，借题发挥也好，我们都看过很多学术作品、科幻作品都在讨论有一天计算机会不会摆脱了人的控制。各种对互联网的抨击甚至是一种贬低性的所谓学术理论也很多，其实已经斯文扫地。
到现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恐怖主义、数据恐惧症正在流行，无非都是同样的说辞，诸如现在有种种证据证明如果整个世界都被数据化了，数据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被人利用，有可能会反过来控制、奴役人类，或者让我们过得不舒服。因为它还没有实现，所以，这个说法很难实证，这属于玄学、哲学价值观的讨论，不是科学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用简单逻辑推一下，有几个事情大家承认不承认：
第一，万事万物被数据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势不可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我们看到刚才举的各种各样的例子，很多数据原来是不可获得的，计算机原来处理的是从纸张上的文字数据，文字信息变成计算机科处理的数据，现在我们发明了无数种类的获取数据的工具。你不愿意它就不发生了？不可能。
第二，这些数据原来是孤立的、片面的、破碎的，现在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奇怪的方式被有意无意地互联互接起来。比如微信，微信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社交工具，现在被附着了多少东西？
有了这些相互连接的万事万物的数据，就有很多人想用它，无论谋财、谋利、谋学问、谋快乐，这个事儿我们能说不许吗？也不能。如果大家在这上面没有分歧的话，那么这时候去讨论什么因为你的隐私被侵害了，或者可能被侵害，你老觉得背后有一个人盯着你看你不舒服，这种理由不能成为讨论问题的依据，因为它是个趋势，一件事情成为趋势的时候，大家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观点、认识程度可能会有说它好、坏的价值判断。
我们看了太多次这样的例子了，比如工业化带来污染——我们今天此时此地正享受着工业化的后果（按：这天霾很大）——咱们退回60年代北京晴空万里，每天下场暴雨，大家愿意换吗？互联网时代还有朝鲜、伊朗这样的国家、叙利亚、古巴这样的国家，他们绝对没有互联网时代的烦恼，但是他们其他的烦恼很恐怖。（以此为鉴），绝对不能因为某一个利益集团某一股力量——不管它出于多么善良的——而去阻止这个（技术发展的）进程。
从我们从业者角度看，我们追还来不及，且不说停下来。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先管理后发展，不能管理就不发展，不可控就一定要让它可控”，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失控”是一个贬义词，社会失控了、经济失控了、文化失控了，中信出这本书的时候，让我跟凯文·凯利对谈，凯文·凯利明确说“失控”是个褒义词——如果没有失控就没有创新，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让原有的状态失控。
科学家们可以无穷尽地讨论（技术失控）这样的事情，刚才大家说了很多现象，都没给出对策，要我说：顺其自然。最怕的是我们出租司机爱说的话——“喝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明明自己都失业了、退休了，说话没人听了，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地扯国家安全，这是最要命的。
今天，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做了20年互联网研究的人，我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讨论“智能社会会带来什么危害”的问题，就跟崔永元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一样。现在的现实问题是，和我们1995年刚开始做互联网的时候相比，我们和硅谷的距离是被拉大的。我们真正现实的危险是美国明天进入了智能社会，我们回到了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我们被人落下了，整个国家在这场竞赛中失败了。
至于智能社会会让美国遭受什么苦难？他们先实验完了，将来有问题他们躲着就是了，但是我们呢？那种杞人忧天式的角色错位式的讨论，我个人不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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