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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亚萌 | 2016-07-22 19:37 |
或许对于“失业”者而言，分享经济能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他们“更为得体”地度过这一段艰难岁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日前发布的数据，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降至70%左右，钢铁协会统计重点大中型企业平均负债率超过70%。中国国务院2月4日发布文件指出，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并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量。这样的产能过剩引发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其直接结果是数百万国企员工将面临失业。
今年3月份，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称，此次国企改革将使130万煤矿系统人员和50万钢铁系统人员下岗，而这还仅仅是官方公布的保守数字。真实的情况可能比这更为严峻，据外媒路透社今年3月独家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为响应国务院“去产能”的号召，中国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从“僵尸企业”中裁减500-600万国企员工。
无论如何，这将是中国国企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计划。
（山西煤矿工人准备洗澡）图自：路透社
在目前中国福利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对于那至少180万人来说，剩下的问题是：失去工作后，怎么办？
这些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失业人员，普遍教育水平低且没有特殊专业技能，在中国大学毕业生都艰难寻找工作的情况下，他们的“再就业”显得更加困难。
被迫下岗和薪酬降低的国企人员显然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和劳工抗议活动次数达2,774次，约为2014年的两倍。这些失业人员的安置不当，可能会催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贾光新原是武汉钢铁厂工作了27年的一名文职人员，在这次下岗潮中，很幸运地转岗到了青山区公安分局做辅警，然而收入一下子降了好多。考虑到还在上高中的女儿，思来想去，那就再找份兼职吧。他贷款买了辆雪铁龙爱丽舍，接入了网约车平台，做起了快车司机，目前已经接了几百单。
30多岁的赵昆2000年进入武汉钢铁厂，是一名一线的冶金工人，虽然没有下岗但工资下调到两千多。 去年底，他开始尝试兼职开滴滴快车，每个月有一万二三的收入，时间自由且生活可掌控，深思熟虑之后，他做出从武钢全身而退的决定，成为全职的网约车司机。
（主动辞职的赵昆）图自：腾讯图片
像贾光新和赵昆这样的并不是个案，移动出行因门槛较低、就业形式灵活，成为了很多人的新“职业选择”。 据统计，今年3月，武钢分流职工以后，至少7000名钢铁工人加入到滴滴平台司机的队伍中。
7月18日，滴滴出行发布《移动出行支持重点去产能省份下岗再就业报告》（下称《报告》）中声称， 截止到2016年5月底，滴滴为17个重点去产能省份提供了388.6万就业机会（含专快车和代驾）。388.6万人是个什么概念？人社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66万人，388.6万人占其四成。
而且，在物资条件匮乏，经济表现不甚理想的地区，快车司机数量反而更多。《报告》称，去产能地区的司机的地域分布上，除东部占比8%，西南部28%（108.8万），中部26%（101万），西部和东北三省各占19%，各有73.8万。
《报告》中17个重点去产能省份的30个重点城市
在这388.6万就业机会中，曾供职于去产能行业的司机为101.9万人，曾是无业人员的司机有123.1万人，曾是军人的司机有17.9万人。原是煤炭钢铁行业的司机大约为53万人中，山西、四川、黑龙江煤炭钢铁司机占比最高。
这些来自去产能行业的网约车司机中，有14.6%已从这些企业下岗转而成为全职司机；有85.4%在平台上兼职。大多数人把网约车司机作为找到新工作之前的过渡职业。
不仅是滴滴，优步（Uber）也做了类似研究。6月23日，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对外发布了《平台经济与新就业形态：中国优步就业促进研究报告（2016）》，报告选取了北京等9个城市15478个优步司机作为研究样本。
调查的样本中，26.7%的平台司机在开优步之前属于下岗失业人员。根据该比例推算，中国优步理论上可为数百万名下岗失业人员提供获得收入的机会。司机群体中有32%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自于煤炭、钢铁等过剩产能行业，一半以上产能过剩行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把开优步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
Tech In Asia近日对中国国企下岗员工转为网约车司机进行了报道，在这篇文章下面，一位读者评论道：“鉴于中国煤矿行业极高的危险性，我觉得滴滴司机显然是非常好的一份临时工作。虽然报酬并不多，但至少比在黑暗里慢慢窒息等死强吧。”
离开旧有的国企王国，成为网约车司机，似乎成了大部分国企下岗职工的选择。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互联网分享经济正在默默发挥出它的力量。
近年来，分享经济创业企业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根据 Crowd Companies 的统计，2010-2013年全球流向分享经济的投资额累计43亿美元，2014年和2015年两年的投资额分别为85亿美元和142.06亿美元（合计227亿美元），两年内流入分享经济的风险资金规模增长了 5 倍多。
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显示：
中国近几年分享领域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融资金额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仅在2015年滴滴出行已经公布的融资总额就已经超过229.45亿人民币，美团网、蚂蚁金服分别获得融资总额138.6和121亿人民币。
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0亿元。分享经济领域参与提供服务者约5000万人左右，约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
不仅是互联网出行市场，以家政行业为例，都是以灵活就业群体为主，全国家政行业大约有65万家企业，从业人员超过2500万。
这些庞大的数字意味着社会上一些职业能力较弱的人员有越来越灵活的兼职机会，缓解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经济压力，而这正是最初催生分享经济的动力之一。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马科斯（Christopher Marquis）所言，最初在 Lyft 或 Airbnb 上登记出租自己汽车和房屋的人，主要是由于对深陷2008年金融危机的绝望，人们不得不寻找其他赚钱的途径以补贴家用。
对于这批国企下岗工人而言，共享经济似乎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避免重复上一次国企改革的悲剧。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使得中国第一轮下岗潮汹涌而来。至少有1000多万国家职工失去赖以生存的“铁饭碗”，不少双职工家庭夫妇二人都失去了工作，家庭被绝望的氛围笼罩。
或许对于“失业”者而言，共享经济能提供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他们迅速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临时工作，从而“更为得体”地度过这一段艰难岁月。
题图自：Credit Su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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