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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刘琳 | 2020-09-21 17:02 |
8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扩大“净化网络计划”以保护美国的资产与安全，涉及运营商及其设备，应用程序商店，应用程序，云基础架构和海底电缆 5 个领域，令人颇为关注的是，在应用程序和网络云以及电缆系统领域，华为和 BAT 在内的中国企业成为针对的对象。
有分析认为，该计划每个项目直接针对中国公司，是为了针对中国而设。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互联网领域与中国划清界限，使其完全“干净”。
近日，复旦大学发布了《清洁网络计划与美国数字霸权》的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分析了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同时指出了美国数字霸权对国际相关产业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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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来源：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是基于国家主观战略和需求的行业基础战 略，这种判定不是对技术本身进行客观判定，而是以技术来源方的身 份属性作为主要判定标准。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做法 违背产业规律，将会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
从本质上来说，清洁网络计划是美国维护其数字霸权的关键举措，是在信息产业以供应链安全 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需要指出的是，清洁网络计划是美国在对中国网络产业长期研究和深度解剖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打击策略，是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对美国数字霸权形成挑战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态化的手段，其核心特征，就是尝试颠覆性地重构规则，迫使各方以意识形态等非技术因素进行重新站队，继而扭曲和干扰全球市场的正常秩序。
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不是第一批受害者，在此之前，日本的东芝、法国的阿尔斯通、空中客车等，无论其所在母国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均因自身在相关行业取得的成功，而遭遇来自美国的霸凌和打压。
美国此次制订清洁网络计划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的打压是美国霸权行径的自然延续。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今天，中国成为了美国的针对对象。在未来，如果其他国家与美国存在类似的战略竞争，美国很有可能对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甚至在某种极端情况 下，如果此类行为模式未能得到有效的矫正继而获得了某种事实上常态化的认可，即使没有形成战略竞争的局面，只要美国不满意自身在相关产业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通过施压来获取额外的收益。
根据美国的设想，实现其数字霸权最理想的方式是联合盟友在底层掌握对于网络的控制权，进而通过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以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方式在各国渗透，在云端进行数据控制，最后通过掌握的数据与情报网络一起组成协同平台，实现其数字霸权并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美国的数字霸权建立在美国的经济霸权基础之上，两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实现其经济霸权，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1、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建立其经济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非参战国，美国通过售卖军火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
战争时期，政府暂停反托拉斯的行动、推动科学研究进步，以及鼓励军售等举措间接地为战后新兴技术产业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从曾经的负债累累一跃而成为各国的债主，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
1920 年，美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也是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重大转折时期。1939 至 1945 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为美国带来了一次经济增长的良机，这次战争对于美国财富增长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
二战结束时，美国的 GDP 已是英国的 10 倍，其黄金储备为 200 亿美元，几乎占当时世界总量(约 330 亿美元)的三分之二。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 500 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 1938 年的 145.1 亿美元增加到 1945 年的 200.8 亿美元，约占世界黄 金储备的 59％。
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使得美国可以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
1945 年 12 月 27 日，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所有国家中，二 十几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 35 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从此，美元成为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二战临近结束之时，美国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填补英国霸权崩溃造成的真空，建构自己的霸权体系。
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 (GATT，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机制，打造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1945 至 1969 年，美国在这一时期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峰。 以原子能技术、宇航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在美国兴起，推动美国经济高度现代化发展。
此外，美国现代企业组织、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均实现了新的发展，同时跨国公司也迅速崛起。得益于上述条件，美国成为高度现代化的超级大国，并开始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
以核能、计算机以及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着全球供应链的转移，使美国成为全球供应链 的核心。
2、美国数字霸权的建立以经济霸权为基础
美国的经济霸权助推了其数字霸权的建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美国在资源配置、技术标准、内容生成等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 其对于网络资源分配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主导权，构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基础。
目前，包括操作系统、芯片设计、软件等在内，全球互联网产业链上的每个关键环节基本都被美国所主宰。凭借其在网络产 业链关键环节的主导权，美国在网络空间拥有了绝对的优势，进而使美国可以在全球开展不受节制的大范围窃听和监听，以实现自身的数字霸权。
此外，美国还通过制定全球通用的互联网技术标准，掌握通信领域的控制权。
最后，美国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不断提高网络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出台一系列网络空间战略，巩固其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维护其网络霸权。
清洁网络计划与美国一系列网络空间国家战略一脉相承，是当前新时期美国为维护其全球数字霸权而利用国家力量强制进行的努力，是美国网络霸权战略在数字行业领域的体现。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方面凭借其超强的军事能力巩固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霸权；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美国主要依靠金融、技术和法律制度护持其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
由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客观规律，总会有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日本、西欧大国）的其他国家及其代表性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竞争，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对于这些竞争者，美国会通过金融、技术和法律三种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压。
金融方面主要是利用美元霸权的优势地位，实施独特的金融制裁，将相关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迫使其无法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
技术方面包括出口管制禁令，以及通过切割或重组供应链，掐断企业生命线；
法律方面，美国起初依赖以 WTO 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制度， 但随着其他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对 WTO 法律和程序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美国开始认为国际制度效率低下，但本质问题是伴随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逐渐失去了对国际多边主义平台事实上的有效控制，因此美国开始退回双边和单边的框架，频繁使用包括 301 调查在内的国内法律程序，借助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各种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使 “合规问题武器化”，“贸易和技术问题政治化”，并最终发展出了习惯性的“安全化”处置方式，即将上述问题全部人为建构成所谓国家安全问题，继而采取更具主观性和随意性的方式，来护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1、利用美元支付体系为核心表征的金融霸权工具对相关企业进行制裁和打压
单边金融制裁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这种制裁之所以具有直接的强制性，主要是凭借美元在全球商品、资本交易中的核心地位， 其具体实现路径是通过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为主的美元跨境资金清算系统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来进行。
SWIFT 成立于 1937 年，目前已经为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0 多家机构提供安全讯息服务和接口软件。作为以美元主导的国际清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在全球广泛开展业务往来的个人、企业组织和国家等都无法避开 SWIFT，而且美国还可以利用 SWIFT 组成的金融交易网络，通过相关金融数据精确识别制裁目标并制定制裁手段，实行动态监管以保证制裁效果。
以美国对“北溪 2 号”项目的制裁为例。
“北溪 2 号”是俄罗斯与欧盟的天然气合作项目，目标是通过波罗的海和德国，每年向欧盟国家提供 55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2019 年 1 月，美国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警告德国企业，并指出：“‘北溪 2 号’将使乌克兰的安全和政治地位下降，导致俄罗斯介入干预乌克兰冲突的风险上升。此外，欧盟也会因此产生对俄罗斯能源安全的依赖性。所有参与相关项目的企业必须要明白与之相关的企业声誉损失和可能受到的制裁。”
为了打消乌克兰的顾虑，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三方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了天然气问题谈判，并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达成一致。 然而，就在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签署通过《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对参与“北溪 2 号”项目的施工建设方实施制裁，但美国的这一举动遭到德国的强烈反对。
因为美国希望对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如果“北溪 2 号”项目顺利实施，美国在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市场将被俄罗斯取代，美国的经济利益将受损，美国在欧洲事务上的话语权也会降低。
2、通过出口管制禁令达到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效果以实现对企业的极限施压
发布出口管制禁令，达到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效果，继而实现对目标企业的极限施压，是美国维护其经济霸权的第二种常见手段。
二战后美苏冷战时期，为防止苏联阵营发展高端武器，在美国提议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 17 个国家于 1949 年 11 月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
苏联解体后，巴统于 1994 年 4 月 1 日正式解散。2 年后，以美国为主导的《瓦森纳协定》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继承了巴统的禁运政策。该协定成为美国对异己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行围堵和打压的重要手段。通过出口管制禁令瘫痪乃至切断供应链的方法常常在其他国家企业威胁到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时被使用。
典型的案例是日本“东芝事件”和欧洲“空客公司监听案”。
美国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激烈，1987 年，东芝集团旗下的东芝机械被揭露偷偷向苏联出口降低潜艇噪音的数控机床。随后，美国发起了对东芝机械公司的调查以及对日本的经济制裁。
1985 年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起有关日本半导体企业倾销的诉讼，由此美国对日本电子产品发起了 301 调查。
1986 年美国与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约束日本的倾销行为，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国的出口， 并鼓励日本将美国半导体产品的市场份额增至 20%。
1991 年第一个为期五年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到期，美日又签订了第二个五年协议， 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之后，美国半导体企业逐渐恢复市场竞争力，于 90 年代中期超越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东芝事件”表面上看是一起由违反巴统出口管制规则而引起的美日贸易摩擦，但日本东芝机械公司并不是唯一的交易方，挪威国营军工企业康斯伯格公司也牵涉其中，两家公司联手完成对苏联的数控机床出口。双方的合作使得这一违反出口管制的问题成为多国贸易问题，但美国却将矛头直指东芝机械公司。这表明美国的意图绝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巴统的禁运协议，更是为了保住自身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
作为核心战略产业，半导体产业是衡量一国科技领导力的重要指标。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范围具有绝对统治力，在世界市场中占有 60% 的份额，而当时日本半导体产业远远落后于美国，其世界市场占有率约为 15%。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飞速发展，到 1982 年已占有 35% 的世界市场份额，威胁了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统治地位。
1983 年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指出，在五大高新技术领域中，美国目前只在飞机制造、 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 智能机械技术领域落后于日本。
日本半导体产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飞速发展挑战了美国在先进技术上的领导力，因而受到美国的调查与制裁，被迫通过与美国签订半导体协议的方式，一方面减少对美的半导体产品出口，一方面保证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在日本的市场份额。
这些行为背后反映了美国对自身经济霸权的护持，尤其是面对自身技术优势的相对衰落时，美国通过加征关税和签署协议等方式，限制日本电子产品的出口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美国就“东芝事件”对日本展开贸易调查与经济制裁的时间线，正与日本半导体产业腾飞的时间脉络重合，由此可以窥见美国在“东芝事件”背后的真实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打压方式，就是摧毁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成品制造能力（当时是内存条为代表的成品），然后迫使日本转向配件化的制造业上端移动，生产诸如光刻胶之类的配件。
这种移动看似伴随技术进步，但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日本以及日本相关企业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被大幅度边缘化，失去了自主性，只有在配合美国的产业链封锁或者排挤战略时，才能真正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否则只能在日韩之间的有限度争端中起到有限度的作用。
3、利用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对企业进行打压
美国为维护其经济霸权经常采取的第三种手段是利用其国内法律程序、长臂管辖和实体清单等对企业进行打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打压主要面向日本和欧洲企业。
日本计算机产业在上世纪 70 年代迅速崛起，威胁到美国原有的主导地位，1982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线人谎称拥有 IBM 计算机最新技术，使用钓鱼执法的招数，诱使日本日立与三菱电机的员 出钱购买。等两公司拿到相关图纸后，FBI 迅速逮捕了 6 名“商业间 谍”，还对 12 名日本员工发出通缉令。日立和三菱电机不得不与 IBM 缔结了技术使用费的支付合同，仅 1983 年，日立公司就支付了约 100 亿日元。
近十几年来，美国司法部在反海外腐败、违反制裁的伪装下，通过起诉欧洲高科技公司的高管，给公司开出高额罚单的手段，成功打击甚至瓦解了欧洲多个大型跨国公司。
据统计，在 1977 至 2014 年间，涉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调查中，30%（474 项）是针对非美国企业的，但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 67%；在被美国罚款超过 1 亿美元的 26 家企业，仅有 5 家是美国企业，21 家非美国企业中 14 家是欧洲企业。
截止目前， 在所有被处罚的前十名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美国本土企业。
1、通过将合规武器化压制他国企业发展
作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成功赢得国外用户青睐的中国社交产品， TikTok 自 2018 年起在全球每月活跃用户达 5 亿，成为苹果 App Store 上下载量最多的应用程序。
然而自 2019 年以来，美国大肆渲染 TikTok 的安全威胁，使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困境。美国先是指控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随后又称 TikTok 通过内容审查压制言论。此外，美国一直寻求将合规问题武器化，以应对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这里的武器化，就是首先从技术层面入手，就所谓个人隐私信息收集、跨境数据传输、内容审查机制、与中国政府关系等看似技术化、程序化的细节问题，对 TikTok 进行审查；在发现 TikTok 逐一在形式、程序以及操作层面化解这些技术性的议题之后， 直接使用“疑似威胁国家安全”的“口袋”，以不容 TikTok 回应和辩护的方式，开展极限施压行动：
先是对 TikTok 进行安全审查，随后又在联邦机构中发布针对TikTok 的下载禁令。最后，美国更是直接通过行政令的方式要求美国资本对 TikTok 进行强制收购。
2、以技术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对企业实施精准打压
以技术管控、出口禁令等方式对企业实施精准打压，以大疆和华为案为典型。
2018 年 8 月，特朗普签署美国《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第 889 条要求，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
随 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不断升级，美国将华为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芯片。
2020 年 5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 将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设计和制造其半导体的 能力，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此次出口规则改变后，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或海思等附属公司供应某些芯片之前， 都将被要求获得美国许可证。
2020 年 8 月 17 日，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限制，禁止供应商在未取得特别许可的情形下贩售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给华为，把 5 月出台的制裁措施的潜在漏洞给堵住，这些漏洞让华为可以通过第三方取得相关技术。
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华为实施断供，阻止其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又试图阻止其他国家采购华为的 5G 设备。
根据 BCG 相关报告，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或将造成两国半导体技术产业脱钩，美国半导体收入将下降 37%；如果按 2018 年收入计算，相当于减少 830 亿美元。其 约四分之三的影响将是由于中国客户因美国技术出口禁令而不得不更换美国半导体产生的直接后果。
3、利用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优势挤压盟友的合理利益
2019 年 12 月 10 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修订后的《美墨加协议》（USMCA），取代已有 25 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自 2017 年起，美国政府多次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流失，并以退出协议为由要求重新谈判。因此，修订后的《美墨加协议》被视为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甚至被美国政府标榜为“21 世纪最高标准的贸易协定”。
该协议不仅扩大了 数据跨境流动的范围，增加了禁止个人数据本地化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还将这一限制延伸至金融领域，可以方便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履行监管职责获取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金融数据。
2020 年 4 月 29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国务院将开始 要求为所有进出美国外交设施的 5G 网络流量实行 5G 清洁路径计划， 要求禁用一切被认为“不可信”的 IT 供应商（包括中兴和华为）通过包括传输、控制、计算或存储设备在内的方式接入任何国家和运营商的 5G 网络。该计划被纳入 2020 年 6 月推出的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当中。
随后，美国又在 2020 年 8 月 5 日更新清洁网络计划，在 5G 清洁路径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五项新的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和技术基础设施。
至此，“清洁网络”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链生态闭环，旨在为了防止所谓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国主导的互联网 世界形成颠覆，最终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1、清洁网络计划本质上是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
“清洁网络”计划声称要从电信服务、程序商店、应用软件、云服务、电缆以及 5G 等方面全方位排斥中国信息产业产品及服务。
即只要不是中国供应商就是“清洁”的，只要是美国看不惯的就是“不 清洁”的。但是，美国对于所谓“清洁”的判定不是对技术进行客观判定，而是以技术来源方的身份属性作为主要判定标准。因此，清洁网络计划可被视为美国从全供应链角度对中国网络产业精准打压，本质上是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
2、清洁网络计划构成美国实现其数字霸权的一整套政策工具箱
“清洁网络” 计划基本覆盖全供应链生态闭环，是美国在对中国网络产业长期研究 和深度解剖基础上提出的精准打击策略，可以看作是实现其数字霸权的一套工具箱。美国动用国家力量采取单边行动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 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世界形成颠覆， 最终目标仍是维护美国的数字霸权。
3、清洁网络计划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阻碍行业发展
清洁网络计划在实现美国数字霸权的过程中，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
首先，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自己的可信供应商和可信服务的自由，而清洁网络计划将剥夺相关国家的这一自由。
其次，美国通过清洁网络计划，将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移动应用商店、 云服务、电缆和 5G 供应商均纳入其管控之中，这种管制泛化将侵犯各国网络运营和监管的自主权。
最后，数据作为重要的国家资产，有必要加强本地储存和业务本地监管，而美国出台《云法案》对数据等 进行长臂管辖将严重损害相关国家的数据自主权。
清洁网络计划作为一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设置的非关税壁垒，违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将损害其他国家的数字主权，阻碍行业发展。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起来，为行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制定客观公正的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化解清洁网络计划带来的风险。
1、保持开放的市场，为 ICT 供应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设置贸易壁垒
针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的做法， 2019 年 5 月 31 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对美国企业、协会等实体进行反制。
欧洲国家应该保持开放的市场，为中国 ICT 供应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非关税壁垒。只有这样，才能在与中国的经济 来往中实现共赢，不会因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对待遭遇中国反制。
2、根据国际标准和方法建立采购惯例和准则
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制定基于技术的中立且无歧视的国际标准，以客观的标准，和明确告知风险且高度透明的要求作为依据，建立采购惯例与准则，反对基于主观判断、以自我为中心的歧视性标准，在以 5G 建设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发展中为本国获取最具性价比的全球化资源，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3、建立全球 ICT 供应链安全规范，并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信任
欧盟网络和信息安全局（ENISA）于 2012 年发布《供应链完整性 —ICT 供应链风险和挑战概览，以及未来的愿景》报告，并于 2015 年 更新。除提供可供 ICT 供应链相关参与者借鉴的实践做法外，该报告还建议公私合作设立国际评估框架，以有效评估 ICT 供应链风险管理。
中、俄等国在 2011 年和 2015 年两度向联合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中，也就确保 ICT 供应链安全提出了具体倡议，强调应“努力确保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的安全，防止他国利用自身资源、关键设施、核心技术、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务、信息通讯网络及其他优势，削弱接受上述行为准则国家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自主控制权，或威胁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做法，有助于在各国之间以及企业和客户之间建立信任，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正如中国青年报评论所言，不惜牺牲美国企业利益、不惜透支美国国际信誉，美国政客强推“清洁网络”计划背后，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政治私利。在涉华议题上不断抛出极端政策，被一些美国政客视为拯救岌岌可危选情的最后“救命稻草”，是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将中美关系推入“新冷战”的政治操弄。
以一己之私骑劫美国企业、中美关系的政客，终将从现实中学会一课：“冷战”没有赢家，“科技冷战”更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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