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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垂的果实吃完了，现在怎么办？
先说结论：企业必须要能赚钱，不然市场只有灭亡一途。
不看互联网公司的话，现在的很多著名企业家其实都发迹于，上个世纪90年代那场MBO热潮。
MBO这个词太难懂，这里说通俗点，就是管理层收购，也就是公司的经理人们买下国有公司股份，成为公司老板。
1998年，在四通吹响号角后，国内掀起过一场管理层收购的热潮，足足有数万家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包括联想、格力、TCL、长虹、伊利、双汇在内的今天诸多名企，背后往往都有管理层收购的往事。
本世纪初，媒体上不乏对此的批判之声，称其为“成为首富的捷径”，并直指其背后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也是今天柳传志家族受到质疑的地方。
探秘柳氏真相不是本文重点，这里想重点说明下一个逻辑，不然可能很多年轻一辈已经无法理解：
好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转为民营企业呢？
原因就是三个字：养不起。
以国家为支持，赚钱自然不是第一要务，国企早已失去了竞争意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后来又开始申请重返WTO，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各种各样的商品涌入内地市场，传统国企生产的产品跟不上时代，失去了竞争优势，国企群体出现大面积亏损。
后来的学者在回忆那段历史时，常常用来形容的话就是，国家经济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那个阶段，每个人都知道国企在亏损，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和自己没关系，而且一旦有机会就会尽可能的多吃多占，金饭碗的思想根深蒂固，却对企业盈亏没有责任意识。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翻译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群牧民面对公共的草地，人人都想多养牛，尽可能扩大自己受益，但是随着牛无节制的增多，草地被过度放牧，最终所有牛都饿死了，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
那些年里，即便有些经理人想要进行改革经营，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经营权限。
产品卖不出去，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效益极差，即发不出工资，也很难上缴赋税。为了给这些企业续命，地方银行只能不断将一笔笔贷款杯水车薪的填进去，生产出大量根本没人买的产品。
到1999年为止，“中建工农”四大银行已经背上了3.2万亿的不良债务，而事实上当年的GDP才不过8.2万亿。
按照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协议标准，四大行当时已经技术性破产，然而他们事实上没有破产，国家也不会允许他们破产。在国家信用和财政的支持下，四大资产处理公司成立，剥离了银行们两万多亿的不良资产。
然而国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在那个时期，实际承担着整个社会基底的是那8亿多的农村人口。他们不仅提供着廉价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支援工业建设；还要上缴农业税和提留，养活公务员体系；最后还为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把人生最好的年富力强阶段留在工厂车间，饱受亲子分离之苦。
当时的农村生活压力极大，社会环境也相当紧张，深化改革已经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事实上，在此之前，一些先锋人物就已经探索出将国有企业卖给职工的做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东诸城市时任市长陈光，他上任时面对的市内国企审计结果是灾难性的：全市150家企业中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
在陈光大刀阔斧的售卖后，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调整产品，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到陈光卸任时，全市生产总值已经从17.3亿增长到73亿，财政收入也从0.85亿增加到3.2亿。
企业家们各自突围，能给经营带来活力，减少公地悲剧，这是不争的事实。
要给企业家创造活力，就得让他们能挣到钱。但这样就足够了吗？
这就要说另两个问题：钱是怎么来的，又怎么没的？
现代信用货币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发明的白鹿皮币，然后是两宋时期的官交子，再然后是元明时期的各种宝钞，不过真正意义上通行全世界的还是殖民时期的英镑。
宋代“交子”纸币
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一种信用凭证，或者说借据。
说再简单点，它们本身并不是钱，而只是钱的代表，它们被发行出来的时候，也意味着相同价值的金银铜货币（名义上）被存进了中央银行，这玩意就是银行发出来的借据。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们所说的钱（纸币）从一开始就是信贷工具。
那么钱发行给谁呢？其实目标就是企业，我们来看下钱的流通过程。
中央银行将100万发行出来给A银行，A将100万贷款给B企业家，B企业家将100万用于办工厂和消费，分给C员工群和个体户群；C再将这100万存入A+银行；A+银行再将其贷款给B+企业……
如此循环下去，央行虽然只发行了100万，但在流通过程中，却因为A+银行们的信贷，出现了许多个100万，这样下去肯定会导致通过膨胀；所以中央银行必须设置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市面上流通的现金数量。
假定存款准备金率是30%，那么A1银行可以贷出去的钱就是70万，A2银行可以贷出去的钱就是49万，A3银行可以贷出去的就是34万……以此递减。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信贷循环。
循环运行的好，社会上人人有钱赚，社会在信贷体系的加持下飞速发展，几十年可以走掉别人几百年的路。
玩过《铁路大亨》游戏的同学应该有印象，花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建公路，建铁路，吸引大量老百姓定居，一次又一次挺过发展关键时刻，在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再还回去，那点借款相比于后来的收入就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铁路大亨》并不仅仅是游戏，它真实的描绘了美国镀金年代发生的事情。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大亨们修铁路，将铁路沿线的土地授予企业主。企业主们渴求土地增值收益，于是从银行贷款拼命扩张铁路里程，最后修成了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铁路大动脉。
在中国正经历两次鸦片战争荼毒的时期，美国把铁路里程扩张到9000英里，相当于世界另一半所有国家铁路的总和，之后才有了美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
中国在前两年把高铁总里程干到3.5万公里，相当于全球高铁里程总量的三分之二，结果铁总债台高筑，负债超过4万亿，一堆人追在后面骂。但是他们没想过，铁总的收入不能光用卖票计算，如果按美国那种方式算，每个通高铁的城市都欠着铁总的地呢。
钱的健康循环让整个社会的财富不断增长。但是，如果循环的不好呢？结果非常惨，那就是经济危机。
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银行破产，企业倒闭，老百姓失去工作，社会一片萧条，似乎所有人都成了穷人，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钱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死了”。当钱失去了活性和流动性，那么钱就不再是个让社会运转的资源，而只是一个空洞洞的数字。
按照我们前文的模型，银行体系可以增加货币流动性，将央行发行的100万放大N倍，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银行普遍为资本家私人所有，一旦坏账积压过高，说破产就破产，钱的循环暴停，流动性迅速下降。
在1929年的美国，贫富差距过高，劳资矛盾巨大，企业家们普遍信奉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思想。
管理学家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
泰罗最初的工作是底层的钢铁厂保管员，历经助理工头、工头、技术主管、研发总监一路升上去，最后成为管理者。此外，他还是个运动健将，发明家，冶金专家，甚至在夜校学过工程学。他本人就是一个工作狂人。
泰罗所谓的“科学管理”思想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工人经历。他坚信，工人们都是“懒骨头”，只想着做更少的工，赚更多的钱。而企业主由于缺乏对实际工作量的了解，通常只能放任工人们“偷懒”。
于是泰罗亲自下场，手持秒表，把每项工作的KPI定死。在他的精明计算下，一个生铁铲运工的日工作量从12.5吨提升到47吨。不久，某军工厂采用他的方法论后，大大提升了竞争力与效率，将产品成本降低了50%。
泰罗最后将自己的理论写成《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声称要要保证雇主和每一个雇员获取最大利益。
美国的资本家们很快将“科学管理”奉为圭臬，他们通过这种方法，确实提升了生产效率，保证了自己作为雇主的利益。但资本家终归是资本家，雇员们的薪资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资本家的贪婪终于让他们走向了自己的毁灭。在商品暴增、资本膨胀的同时，人民却富不起来，无力消费，最后的结果就是加速生产过剩周期，企业纷纷倒闭，银行坏账积压跟着倒闭，钱也无法流动起来，然后整个社会都资金不足，进入一种通缩状态。
不是缺钱么？不是通缩么？印钱不就好了？事实上罗斯福也确实这么干了，但他这么做却可能间接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资本是逐利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罗斯福的钱到了华尔街的银行家手里，银行家才没有心思拯救国家，他们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搞更多的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欠下了天价战争赔款的德国，在短短20年后又发起一场世界大战，这背后离不开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借款。
希特勒从1931年就开始从华尔街手里抠钱，一直用财富增长的美梦进行许诺，用美国的钱发展起强大的军事工业，保证了国内最低的失业率与最高的支持率，直到把炮火倾泻在全人类的头上。
给企业家放权确实能带来活力和效率，但放纵资本无序扩张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经济危机，要么战争。
钱是人类社会的血液，它在银行、企业、群众中不断流转循环，不停对物质资产进行分配调节。
现代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最后，企业生产再多的产品也没人买，然后生产过剩 → 企业破产 → 银行坏账 → 流通的钱暴减 → 经济危机发生。
从企业家（资本家）的角度来看，群众就相当于一块共同的韭菜地，大家都想“我不多割点，别人也会多割”，这就是更大的公地悲剧。
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税收分配可以遏制这种情况，不过这是外部性的。
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内部性的情况，可能让企业家们发自内心的，且合乎逻辑的，向群众让出利润？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中，女人主公薇拉创办了一家裁缝工厂，她亲自参加劳动，实行按劳分红，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付诸实践，表达了美好愿望与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模式的基础，是依靠企业家的个人品德，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企业家都是“天使”。
那么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事呢？也有的。
2015年4月，美国一家支付中介公司Gravity Payment的创始人Dan突然告诉员工们，他打算砍掉自己百万美元的年薪，同时给清洁工、行政接待、普通文员在内的每个人加薪，在3年时间内做到公司最低工资7万美元。
西雅图信用卡支付公司 Gravity Payments
这一举动让Dan成功进入华尔街咨询公司们的“2015年最失败的创业者们做了哪些蠢事”榜单，财经媒体纷纷对其发出嘲笑，不少美国知名企业家也发出看笑话似的评论。
让人没想到的是，6年后的2021年，Dan的公司不仅没有衰落，而且营收规模还扩大了3倍，员工增长70%，员工离职率和客户流失率都大大下降，甚至连公司员工生孩子的比例都大大增加。美国媒体现在管Dan叫“美国英雄”。
故事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已经开始嘀咕，“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听起来太过玄幻，为什么这种好事都发生在国外？”
下面，我们再看一家比Gravity规模更大、雇用人数更多、竞争力更强、薪资分配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公司——帆软。
帆软这家公司极其低调，网络上关于它最近的新闻是，去年疫情期间，帆软给包括刚加入的校招生在内的所有员工普调薪资2500元，把公司账上多余的现金，全部发到员工手里。
这家公司不融资，不上市，把“利润共享”写成蓝色的大字，放在公司宣传栏里，在无锡城里给员工北上广深的待遇。
面对提高员工待遇的呼声，许多企业家也“叫苦不迭”：在创业过程中，是他们自己拿出自己所有积蓄拼命一搏，所以总是觉得自己承担了更多风险，也应该获得更多收益。
但事实上，员工不富，企业也无法“富下去”。
帆软给员工撒币是出名的慷慨。公司每年年底留足18个月左右的花销，其他的钱都分红给员工。网上早就有所流传，帆软校招员工的年薪能拿到12-30万，水准直逼一线员工。去年帆软员工的平均个税缴纳是4万（北京平均是不到7K），以至于帆软的工程师连阿里和腾讯都挖不动。
与之对应的是，领导层只拿研发组长两三倍的薪水，二八原则在帆软的身上彻底失效。
而管理从来不只是“给钱”这么简单，许多管理者只能看到员工对金钱的初级诉求，但没能发现他们更深层次的需求。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组织内可能影响平衡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今天的大多数公司都以薪资保密作为制衡员工的“信息差”，但殊不知，在“黑箱子”里工作的员工会慢慢积攒不信任的情绪。
2012年的帆软就曾经历这种过“信任危机”，员工觉得公司挣了很多钱，但自己却没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一时间人心思动，业务也混乱起来。
而思索再三，帆软给出的方案是一场薪酬改革。公司的高层将每个团队都挨个叫到办公室，将包括工资、社保、津贴在内的财务数据全部公布。他们取消了密薪制，用财务透明化大小员工心中的怀疑，也大大提高了团队的团结。
除此以外，帆软的招聘从不空降。无论先前任什么职位，全部从基层做起。一视同仁、严进宽出的用人文化也能让公司的管理模式更加扁平。员工之间的地位差异被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就能够避免在“职场宫斗”上消耗时间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让员工享受到富足和尊重，确实也增加了员工工作的舒适度。但如果公司是天堂，员工也容易不思进取，最终让企业逐渐走向僵化和停滞。
让员工在高舒适状态下还能保持战斗力，就要适时适度地对员工进行刺激。员工进入帆软，首先需要通过一系列考核，形式从笔试、写代码、到项目实操，形式根据工种各有不同。在相对严格的筛选和绩效要求下，公司养出的不是“闲人”，而是把优秀融进基因里的战士。
同时，在市场经济下，私企相对国企有天然的驱动力：如果经营不善，私企面临的是“生与死”的危机。将企业盈利与员工收益进行强挂钩，也是增强员工驱动力的又一种“基础操作”。这种危机感与主人翁意识，也让员工能够发自真心地为企业创造价值。
在分配上不拘小利，在管理上一视同仁，在考核上纪律严明。这三点管理经验，恐怕早是企业家们耳边的老生常谈。但真正能做到这三点的企业家，管理做的总不会太差。
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社会，鼓吹道德往往是无用功。成功的公司模式一定有其商业逻辑，而这背后的逻辑就是：企业家和员工的成功并不矛盾。
共赢式的管理模式，让帆软获得成功了吗？
对于TO B企业来说，没有比客户群更能显示企业实力的了。四年前，帆软公开过一次数据：《财富》中国企业100强中62家是帆软客户；《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100家上市企业中有52家是帆软客户；中国软件企业100强中，有69家是帆软是帆软客户；中国244家一级资质集成商，有142家是帆软客户。
如果还不清楚，那只需要记住帆软的一个标签就行：国内市占率第一的BI公司。
从企业管理历史上来看，帆软的模式也有前例可循。
1914年，福特决定把工人的日薪资从2.34美元提升到5美元，把工作时长从10—14小时缩短到8小时，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体的个人待遇。
福特汽车创始人 亨利福特
这种慷慨为福特赢得了大量社会赞誉，从社会组织到工人个体都向他表示感谢，甚至有人把他形容为慈善家。
但从福特之前的作为来看，他显然不是个“慈善家”。《管理百年》一书这样形容他，“福特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他做生意的方式非常极端，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放弃。”
在福特汽车成立第一年，公司推出了8种车型，日产量达到一百辆，这让股东们感到狂喜。不过，福特本人却很不满意，他认为公司至少应该日产1000辆汽车。
在追求效率这件事上，福特比前文提到的现代管理之父泰罗更加极端，他认为车型太多影响生产，于是索性将8种车型掉7种，只保留最后一种没有雨刮器、没有油量计、没有速度仪、甚至连后视镜也没有的T型车。
小股东们为了挽回研发损失，因此气的把福特告上法庭，不过最终随着股东代表霍勒斯和约翰·道奇的去世，官司也不了了之了。
如此看重效率的福特怎么可能对工人大发善心？无非是福特有了新的管理视角。
按照当时流行的泰罗科学管理法，工厂管理人员会用秒表计时，拆分研究工人们每个动作需要的时间，将其量化统一成机械动作，然后提升劳动生产效率。
基于这种视角，企业管理层也只愿意支付工人的“机械动作工资”。
但是，人毕竟不是机器，或者说，人是更精细复杂的机器，衣食住行甚至连心态都会影响这架精密机器的效率，泰罗的科学管理法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当时每家工厂的工人流失率都非常高，劳资矛盾异常尖锐。
福特在“机械动作工资”之外，愿意给出更高的价钱，称作“生活工资”，他要求工人们按照他规定模式的生活。
他要求手下的工人们，戒酒、戒赌、已婚男子必须与家人同住、并且照顾他们……甚至成立了有50个调查员的社会部，对生活健康的单身男子发放奖金，对酗酒赌博者严厉解雇。
可能现在说起日薪5美元，大家感觉不到什么，要知道那年黄金价格大概是1美元1.55克黄金，5美元就是7克左右黄金。看官们可以自己换算下自己日收入，看能不能买7克黄金。
在“5美元日薪制”施行之后，当其他工厂员工不足无法开工之时，福特工厂门口则常年大排长龙，拥挤的应聘工人一眼望不到头。
现在看来，福特的招数真的非常有效，他迅速实现了这几个目的：
1. 大大解决了公司面临的工人流失问题；
2. 保持了员工稳定，让他们有时间沉淀技能，保持高技能水平；
3. 处理好劳资关系；
4. 将员工培养成了潜在客户；
事实上，在“5美元日薪制”实施后，福特汽车工厂的效率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提升了40%，利润也提高了20%。四年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全世界一半正在开动的车变成了福特的T型车。
福特因此得意的说：“这是我所做的最明智的降低成本的决策。”
站在效率的角度来看，从泰罗到福特，这也是一次从机械流程到人本身的管理科学升级。
经济学家喜欢将容易获得的东西比作“低垂的果实”。
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很多人摘到了这种果实，比如没有开发的土地、廉价的劳动人口、可以模仿借鉴的新科技。
有些人在摘取过程中，获得了财富，以为自己举足轻重，但其实心里始终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而另一些人，他们一边追逐财富，一边也是群众致富的带头人。他们发展产业，造福于民。
现在低垂的果子快摘完了，真正的企业家的时代已经开启。
集众人之私，成天下之公，这是当前时代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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