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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 优
编辑｜包永刚
2016年7月4日，正在地中海休假的Arm董事长图尔特·钱伯斯（Stuart Chambers）和Arm CEO西蒙·希格斯（Simon Segars）在马尔马里斯的港口餐厅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位身材矮小，四肢粗短，长着一张典型亚洲面孔的客人，在当天上午用一通电话结束了Arm两位当家人在地中海游轮上的惬意假期。
尽管不舍地中海的风光，但钱伯斯和希格斯却不敢怠慢这位不通情理的来客。只是一个电话，和一句“我等不了那么久，您能不能找个地方停靠一下？”就将两人拽上了岸。
这位“不速之客”正是当年公认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孙正义。
一个月前，他麾下的软银刚刚宣布出售阿里巴巴集团股票，并预计这笔巨额交易将为软银带来117亿美元的利润。
钱伯斯与希格斯两人见到的，是一个穿着休闲短衫和卡其裤的孙正义，看似漫不经心的打扮，实际是为迎接这场等待了十年的会面而精心设计。
孙正义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两人惊掉下巴：“今天来此不为别的事，我正在考虑收购Arm。不是出资，而是100%地收购。”
接下来，这场餐叙几乎成了孙正义的单方面输出，他滔滔不绝的勾画着Arm并入软银后的美丽蓝图。并开出了保持Arm中立的条件和一个难以拒绝的价格。
Arm的董事会很是心动，仅两周后就欣然接过了孙正义的橄榄枝。
7月18日，孙正义在伦敦正式宣布，将以3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Arm，这比Arm基础股份高出43%，创造了彼时半导体交易的最大规模记录。
就是这样一顿仓促的午餐，从此改写了Arm和Arm中国的命运。
意外诞生的合资公司
早在软银收购Arm的两年前，Arm中国的领导者吴雄昂就在筹备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他对外讲述自己想要这么做的正当理由：在调研中国芯片企业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自研芯片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为了给足中国芯片公司安全感，同时避免新的IP公司另起炉灶，Arm市场被抢夺，实在有必要建立一家由中方控股、独立运营的合资公司，新增自研IP业务。
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是吴雄昂的个人意志。2013年，在4G专利授权领域地位强势的高通，正在接受中国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一年之后支付了一张高达60亿的罚单。同样依靠专利授权实现盈利，在移动智能设备领域几乎已经没有竞争对手的Arm，开始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
Arm董事会向吴雄昂描述Arm中国面临的挑战，并希望能够尽快给出一套有效的解决方案，“成立一家中方控股的合资公司”就是吴雄昂给出的方案。
不过这一计划的推进并不顺利，虽然这有可能解决Arm董事会所担心的问题，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IP是Arm的命根子，让Arm中国自研IP，最终是否会损害Arm的利益？因此成立合资公司的进展一直十分缓慢。
随着Arm被软银收购，Arm董事会摇摆不定的事情最终被孙正义拍了板。
通过组建国际巨头在某一市场成立合资公司，孙正义有过成功经验，因此在Arm被软银收购的第一次战略会议上，孙正义就持支持态度，一家由中方控股51%、Arm总部控股49%的合资公司在2018年正式成立，并由吴雄昂担任董事长兼CEO以及法人代表。
在具体运营上，新成立的安谋科技不再是单纯的代理角色，还将设立研发部门自研IP，顺利的话甚至还能反向授权给Arm总部。安谋科技成立的第一天，就划分了CB（China Business）和GS（Global Service）两大业务部门，GS延续之前Arm中国代理销售的业务，新设立的研发部门归CB管理。两大业务部在上海漕河泾共享一栋楼，但门禁系统互不相通。
这样一家同时踩在了中美关系矛盾爆发和科创板开闸的节点上的合资公司，成立之初就伴随着争议。
支持的声音认为，安谋科技的成立为中国争取到了自研CPU的机会，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势下，从安全性和产业均衡方面考虑，是好事；
反对的声音认为，安谋科技的存在并不纯粹，更像是要借壳上市割中国股民的韭菜：
与美国股市相比，科创板市盈率高出5至10倍，孙正义在推动安谋科技成立时就定下了上市计划，且不讨论有着商人底色的孙正义能否等得起安谋完成从代理到自研的转变，这是否意味着英特尔、AMD等半导体外企未来都可以披着销售外壳加上新增的少许自研业务在中国科创板上市？有关更多半导体外企与中国的爱恨情仇这里不再过多展开，欢迎添加本文作者微信Yolanda_Zuu讨论交流。
一位芯片投资机构的合伙人告诉雷峰网，在当时的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并不罕见，安谋科技的特殊性在于，团队成员不占股，只有13.3%的期权承诺，这导致团队成员从一开始就没有话语权，其命运的走向几乎取决于Arm总部和软银的集体意志。
机遇和危险，以一种极其拧巴又无比和谐的方式，贯穿了意外诞生的安谋科技始终。
坐在大船上的人们，其实也不知道陆地和暗礁哪个会先到。但人们知道的是，这艘大船的目的地，绝不是Arm中国的奠基人谭军曾向往的那个未来。
在荒漠中起步的圣徒
如果是Arm中国的上一任总裁谭军，他可能不会做出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的决定。
2001年的某一天，Arm CEO兼董事长Robin Saxby、谭军以及Arm的财务总监三人从英国飞到上海，拜访毕马威征求意见：Arm作为一家英国上市公司，在中国上海成立分部，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毕马威给谭军等三人讲了一个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家美国软件公司在北京开了一家分公司，法人和总裁都是由同一人担任，后来这位中国区总裁在同一栋大楼里租了两层办公室，一层作为分公司的办公室，一层作为自己私人公司的办公室，并以合作伙伴为由，将北京分公司接到的订单转移到私人的公司，从中赚取更多利润，这件事被曝光之后给这家公司造成很大了伤害。
“Arm如果计划在北京成立分部，就要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毕马威告诉Arm。
最终，Arm听取了毕马威的建议，任命谭军担任中国区总裁，并将法人的身份交给Arm韩国的总裁。
谭军毫不犹豫地赞同这一提议，他认为这是Arm作为一家IP授权公司理应坚持的原则和严谨，而这种认知，在谭军与Robin初次见面就已经建立。
一年前，谭军以一位华人股东的身份在Arm的股东大会上与Robin结识，他向Robin表达了自己对Arm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成立分公司的疑惑。
Robin给出了两个明确的理由，一方面中国大陆本身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尚未加入WTO的中国在保护外资知识产权方面不受法律约束，现在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个好时机，至少还要再等四年。
“如果你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会考虑在中国大陆设立分公司。”
这句话对谭军来讲，似乎意味着一种挑战。
接下来几个月里，谭军频繁往返中英两地，拜访中国大陆寥寥无几的芯片设计公司和正在建设中的晶圆厂，并与其在芯片公司担任高管的复旦校友交流数次，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芯片公司需要CPU但买不到，即便是买到了，也担心制造无法解决。
结合中国芯片公司的现状和Arm总部对知识产权的担忧，谭军洋洋洒洒写了一份调研报告，连带解决方案一起交了上去，Robin这才放心并同意提前在Arm中国设点，并邀请谭军来掌舵。
一心想为中国芯片行业带来福音的谭军，如愿以偿成了Arm在中国的头号“传教士”。
通过购买Arm股票赚到一笔小钱的谭军，早早就看到了Arm的发展潜力，认为这不仅是Arm的机会，也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机会，索性放弃了原本在英国的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举家迁往上海，第一次将这项西洋技术带到中国大陆，准备全力以赴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仗。
基于Arm的营业额状况，Arm总部要求Arm中国对员工数量上严格控制，第一年最多一人，第二年两人，第三年再发展到三人，逐渐扩充。遵循总部的提议，谭军找来了有过Arm开发经验的同校师弟费浙平负责技术支持，两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开启了漫长的布道之路。
拓荒，大学是最好的阵地。一方面，大学教授和学生对前沿技术的关注度通常最高，而且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技术先进性本身，商业化获利的目的性了胜于无。另一方面，想要在一方土地上播下技术的火种，通过教育培养用户习惯是最直接根本的方式。
在调研学校过程中，谭军发现，中国大陆的高校依然在使用20年前的8位单片机，无论是对中国自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还是Arm在中国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应该赶紧让高校师生们学会用Arm才行。
谭军的上一份工作是在英国的卢瑟福实验室做研究员，同学校打交道是他擅长的领域，迅速团结了一群关注RISC精简指令集的大学教授们，其中包括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教授何立民、何小庆，清华大学的教授邵贝贝、袁涛，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林金龙等。
这些人全都是在单片机和嵌入式领域研究多年的专家，其中有人自1984年单片机在我国兴起就开始从事相关研究，有人是摩托罗拉-清华大学单片机实验室创始人，有人参与过大量单片机教材的编写。嵌入式强调低功耗，不要求与操作系紧密结合，因此成为Arm早期的主要阵地。
一些中国出版的嵌入式相关书籍
单靠学术派的力量不足以推动Arm在中国扎根，谭军正琢磨着如何吸引更多的产业开发者使用Arm，出生于湖南农村的野生技术派，同时有着“单片机大王”之称的周立功找到了谭军，他表示自己正在筹划一场全国范围内的ARM巡回活动，通过推广普及Arm的方式售卖自己代理的EasyARM开发套件，希望谭军能够加入自己的讲师团，共同推动这件事。
后来，周立功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自己的创业历程，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概括性的记录：
2003年暑假期间，周立功单片机投资80万元邀请了行业3位著名的嵌入式系统专家组成讲师团在全国10个城市主办了免费的ARM巡回演讲提供了免费的午餐，可以说规模空前。
这次巡讲中，共有800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随后公司趁热打铁推出了售价400元的EasyARM2104开发学习套件，第一个月生产的1000套在15天之内抢购一空，直到销售了15000套之后才因新产品的推出而停产。这次活动不仅收回了80万元的宣传费用，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超过50万嵌入式相关人员。
曾经的与会者向雷峰网回忆那个夏天的场景：演讲地点常常会选择在容纳空间大的电影院，进场时每人可以领一份当时还代表着时髦与新潮的肯德基。
那个盛夏之后，谭军突然在某一天的傍晚接到一位自称是杭州UTStarcom公司副总经理的电话，对方表示想了解一下Arm和MIPS做手机芯片的区别，谭军向其介绍道，Arm在移动通信领域已经有过成功案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已经有很多大学生在使用Arm，Arm也已经得到了许多工具和系统厂商的支持，而MIPS基本还未正式进入中国，选择Arm的优势明显比MIPS要大。
UTStarcom副总经理听罢，立刻给帮自己设计手机芯片的美国公司打电话：我们选Arm。
那一段时间里，同样的剧情上演了许多遍，陆续有更多的公司慕名而来与Arm中国签订授权合约：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获得Arm内核授权，中芯国际加入Arm代工项目，大唐、上海杰德微电子、华为海思半导体、北京方舟技术纷纷购买Arm微处理器，复旦微电子和上海交通大学也相继获得Arm的授权......
谭军（左二）和费浙平（左一）参加Arm剑桥举办的APM（Arm Partners Meeting）
虽有肯德基的助攻，但Arm在中国收获首批“信徒”的首功，毫无疑问属于谭军和费浙平对待这些早期的合作伙伴宽容的态度和几乎令人费解的耐心。
技术支持人员常年呆在客户公司，与客户同吃同住，培养一批又一批懂Arm的开发者，如果客户提出什么问题，能够完全根据客户的需求重新做产品定义。考虑到本土初创芯片企业起步困难，干脆另起一套定价策略，与研究中心以及晶圆厂合作售卖硬核，芯片设计公司最终只需要支付小部分费用即可使用Arm。偶有遇到实在没有资金购买Arm IP核的公司，甚至先让对方免费开发，等到公司能够盈利的那一天才前去谈合作收取授权费......
对客户的宽容，意味着对自己团队的苛刻，早期跟着谭军拓荒的团队，比起是Arm的员工，更像是16世纪的欧洲传教士——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跨越险阿重洋，以近乎“讨好”的姿态开拓着Arm在这片东方大陆上的生态。
但对他们个人而言，却主动或被动的经历了一种圣徒式的牺牲：
只有整天苦哈哈地干活，却没有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时候。
这也与当时Arm整体的行事风格有关，当时Arm前总裁Tudor Brown到中国出差，如果住的酒店太豪华，都不会太开心，希望公司在开销方面能省则省，不要铺张浪费。
Arm中国团队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并没有持续太久。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崛起，Arm成为了被时代风口选中的那只“飞天的猪”。
作为开拓者的谭军和费浙平，渐渐无力支撑这个急剧变化下的世界，他们急需为Arm在中国全速前进的航船找一个更有经验的船长。
被时代选中的管理者
在谭军和费浙平还在以布道者的身份给想做CPU的本土芯片送去Arm的火种，把缩小中国芯片产业与世界的差距作为主线任务时，外面的世界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路由器和数字电视领域应用广泛，备受游戏行业头部玩家青睐，被Arm视为移动通讯领域之外最大的竞争对手的MIPS，未能在智能手机时代降临前夜建立起自有生态，踩空安卓风口，从此失去坐在智能手机牌桌上竞争的资本；
Arm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大陆晶圆厂中芯国际宣布实现90nm工艺制程，在制造出更高性能的Arm CPU方面取得本质上的突破；
中国电子通信领域，也正在缓缓拉开3G时代的大幕......
谭军预感到Arm即将在中国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Arm中国本身却深陷瓶颈：允许扩张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市场需求，在一个将近三十人的团队中，谭军一人几乎承担了销售、管理、营销等所有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了获得更多招人指标，谭军强烈建议Arm董事会到中国实地考察，Arm董事会破天荒地首次在中国上海在开全球董事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做出两个决定，一是允许招一位中国区销售VP，二是在中国成立技术支持中心，加强本地化的支持。
当时Arm董事会从公司内部和外部寻找邀请了4至6位销售VP候选人，后来担任高通中华区副总裁的王翔就是其中之一，最终董事会还是决定选择已经对Arm销售工作颇为熟悉的美籍华裔吴雄昂来担任这一职位。
吴雄昂2004年随着Artisan被Arm收购而加入Arm，兼具技术和商业背景，有过在硅谷创业的经历，广泛涉猎过管理、市场、销售与工程等职位。
加入Arm后，吴雄昂在中国台湾做了一段时间的业务，对东亚地区的市场颇为了解。2007年，吴雄昂应Tudor Brown之邀，拟了一份令董事会满意的中国业务发展计划书，最终成功空降至中国区担任销售副总裁，费浙平等人随即向吴雄昂汇报工作。
从后续Arm中国的营收来看，这位销售经验颇为丰富的美籍华人取得的成绩完全配得上总部对他的信任。
彼时，不仅智能手机全面开花，安卓平板电脑也掀起了一波新的消费电子浪潮。
2012年之后，以全志、瑞芯微为代表的中国安卓平板处理器企业的平板销量位居全球前三，光是全志一家，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亿元。而这些安卓平板处理器所用的IP都源于Arm，Arm至此接到了第一批购买全套IP的公司订单。
更甚者，华为等公司选择购买硬核自己设计手机芯片则让单笔订单营收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上升了一个数量级。
中国这片未经开垦的市场先占地利，消费产品的革新又占天时。
吴雄昂的到来，则让Arm占有了最后的关键因素——人和。
与科研出身，理性谨慎的谭军迥异，吴雄昂更加精明老练。
纵横生意场多年，吴雄昂对桌面上的推杯换盏和桌面下的虚与委蛇早已烂熟于心。
不管面对刁钻的问题还是咄咄逼人的质疑，他都能四两拨千斤轻松化解。一次，有人问吴雄昂中国大陆的哪家客户最重要时，吴雄昂就幽默地回答：“我要是有这本事，我就去炒股票。”
一位从2007年就开始同Arm合作的伙伴公司告诉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早期的Arm非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甚至会因为客户需求修改产品定义，Arm能够与我们共情，还会提供一些创新方案，这些都是MIPS没法提供的，和Arm合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吴雄昂上任之后，Arm中国招人指标扩大，吴雄昂迅速从EDA三巨头公司挖来了一批精通IP授权的销售型人才，在公司内部高喊“将Arm中国营收做进全球前三”的激进口号，一改往日温和的授权方式，在安卓机起飞的一年里，迅速将Arm中国的客户发展到40多家。
同时，有过创业经历的吴雄昂也十分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凝聚人心。
一方面作为带头大哥，他顶住业绩压力，对于总部每年要求上涨的营收指标十分强势，在总部无缘无故上涨营收指标时坚决保持拒绝的姿态。据说有一年，总部给中国区定营收指标时，因为惧怕吴雄昂的反对，趁着其休假的时间向中国员工发送邮件定下指标。
另一方面，吴雄昂在员工薪资、奖励和福利方面毫不含糊，Arm中国的年会时常让员工带着家属三日三亚畅游，安排五星级酒店，包游艇出海，还会人均发放一部iPhone。这些场景是谭军掌舵时期的Arm中国无法想象和享受的。
而此时的Arm中国也从用肯德基传播Arm的“草台班子”，变成了一个由150人组成的专业团队。
作为船长的吴雄昂因功受赏，升任Arm中华区总裁并加入Arm全球执行委员会。
但吴雄昂和狂飙突进的Arm中国，并非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吴雄昂头顶的聚光灯愈加耀眼的同时，脚下的影子也在被不断拉长。
在未来的某天，这片阴影将吞噬掉他所有过往的光。
一场游戏一场梦
在吴雄昂刚刚上任Arm中国区副总裁时，Arm中国内部曾经发生过一起状告风波。一位员工给Arm剑桥总部的状告信在网络上流传，写信人指认吴所做出的漂亮营收的背后并不光彩，一方面贿赂客户，一方面故意卖给客户不需要的产品，并通过升级卖出其他更多产品。
这样一封状告信引发了总部对Arm中国的调查，最终以百万补偿辞退这位员工收尾。至于信中的指认是否真实，至今也未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这让当时Arm中国内部的空气开始变得暧昧，以谭军为代表的Arm中国早期员工似乎不愿意与这位满身江湖气的销售天才有过多的接触与交流，在总部的一番调查之后，谭军认为总部的处理办法有违自己的道德标准，与他心中那个坚守原则的Arm相差甚远，难以从内心真正接受，最终选择离开这个他当年建议并一手设立的Arm中国。
两年之后，从技术支持转岗销售的费浙平也离开了Arm，转而加入在智能手机领域后知后觉的MIPS，还有其他早期员工也相继离开。
随着Arm中国的业务越做越大，吴雄昂的野心也一再膨胀，不再满足于中华区总裁的位置。
在这位被时代选中的销售天才眼里，作为Arm中国的最大功臣，他理应得到更多：他想要推动合资公司的快速成立，他还想成立自己的基金会，投资Arm的客户。
早在谭军领导Arm中国的年代里，就有芯片公司创始人邀请谭军参与公司投资，谭军原计划打算以个人的名义参与投资，但Arm董事会认为，谭军作为Arm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即便是以个人名义，也不能随便投资Arm的潜在客户，只能是以Arm风投部门的形式进行合作。谭军遵从了Arm总部倡导的原则，但吴雄昂没这么做。
对吴雄昂的不满，最终从Arm中国早期团队传到了Arm总部自己身上。
2020年6月10日，Arm公司发布声明称，公司已经于6月4日召开Arm召开安谋董事会，以7:1的投票赞成罢免吴雄昂。矛头直指吴雄昂成立基金Alphatecure并利用Arm的行业地位募资，投资安谋旗下加速器项目，董事会表示对此并不知情，认为这危害了安谋的发展。
不过此次罢免未能成功，吴雄昂声称董事会的指控子虚乌有，并号召安谋科技员工签署了联名信，以“群众的声音”强压Arm的“圣旨”。
一名前安谋科技员工向雷峰网透露，当时公司有一半人都参与了签名支持吴雄昂，没有签名的员工认为这种签署联名信的方式并不得体，颇有微词。
就连当初最支持吴雄昂成立合资公司的大老板孙正义，对吴雄昂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但孙正义的不满，更多来源于自身的无奈。
由于业绩下滑，软银2019年的经营亏损高到130亿美元，为赢得喘息的机会，孙正义急需变卖优质资产回血。
重压之下，孙正义背弃了当初保持Arm中立性的承诺，并计划将Arm以400亿美元卖给英伟达，虽然这笔交易最终因没能通过审查而失败，以Arm拿到12.5亿美元的分手费告收场。
Arm卖身失败之后，渴望快速回血的孙正义依旧没有放弃将Arm变现的打算，他选择了另一条可能的路：重启Arm上市程序。
一位投资机构的创始人向雷峰网分析这其中可能产生的蝴蝶效应，他认为Arm卖身或上市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安谋科技的发展。一直以来，Arm中国为Arm贡献的营收都超过20%，而实际利润是支撑Arm上市的关键，为保Arm总体上市的估值，安谋科技不上市才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2021年，吴雄昂出席安谋科技“核芯动力”发布会
当初成立安谋科技埋下的隐患，终于在各方的不满中爆发，此时“罢免吴雄昂，重新定义安谋科技”成为当下化解矛盾的最优解。
2022年4月，在一段抢公章风波之后，负隅顽抗的吴雄昂最终遭到Arm董事会成员的罢免开除，陈恂与刘仁辰二人接替他担任安谋科技联席CEO。其中，陈恂担任过多家半导体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时一直负责软银愿景基金在中国的事务，刘仁辰其中一个身份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副院长。
新的管理层上任后，吴雄昂所打造的王牌团队也被拆分地所剩无几，副总裁基本都不再担任此前职务，新加入了一些软银员工，核心研发团队也被裁掉近百人。一位前安谋科技员工告诉雷峰网，吴雄昂离开后，新管理层基本上只保留了总部遗留给安谋科技的边角料项目，大核研发项目基本已经停止。有关半导体公司裁员的更多细节，欢迎添加本文作者微信Yolanda_Zuu爆料，互通有无。
失去了吴雄昂的安谋科技，最终沦为多方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自研IP和上市科创板，落地一地鸡毛。孙正义主导下的Arm和安谋科技，在众人的目视下日渐偏航，已经无法回到那条名为“中立”的航道。
回顾Arm在中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在旁观者的眼里，似乎只是一艘撞上风口的船，二十年如一日地行驶在平静海面上，旁观者并不熟悉船里的是非曲折与惊涛骇浪。
也许今天的人们对谭军、费浙平和吴雄昂都有着许多相当矛盾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正是他们在过去二十年里，亲手点燃了Arm在中国的火。
只是最初灯塔的星火，形成燎原之势后，为金钱舍弃中立，Arm中国从安谋科技成立的第一天就已经失去了自主掌舵的权利。
视自己为传道者，筚路蓝缕为Arm在中国拓荒布道的理想主义者谭军、费浙平因与总部的价值理念冲突愤然离职。
执掌中国业务十多年，为Arm在中国商业化落地立下汗马功劳的“野心家”吴雄昂，最终也在资本意志下被迫出局。
无论世人如何评价他们的功绩与错误；高尚或卑劣，对他们本人而言，最终都只得到了一个黯然离场的惨淡结局。
他们来过，给中国的开发者们带来了一场醒不来的梦，但他们走后，只是为当初相信Arm理想的人们留下了一个与从前别无二致的世界。
在Arm的中立性已经备受质疑的现在，标榜开放的新指令集RISC-V又成为了新的焦点。
Arm代表的独立开放从没有死去，这条新的征程上，仍有愿意相信这样理想的后来者前仆后继。
“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
但见过了地上天国崩塌的人们，是否还能相信尚在空中的理想？
Arm中国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一个小而美的独立公司在资本干预下逐步偏航的故事，也是中国试图将一家外企半导体公司变为中方控股合资公司的勇敢尝试，后续雷峰网将持续报道半导体外企与中国的故事，欢迎添加Yoland_Zuu获取更多行业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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