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一种抗抑郁药可能有助于治疗COVID-19，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发现。但是，这项研究的资助方式却凸显了美国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作者 | 王晔
编辑 | 青暮
就在前几天，美国著名SCI期刊PN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刊登文章《Slowed canonical progress in large fields of science》指出：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同质化”论文。科学的进步是聚沙成塔的过程，每一篇论文都贡献一粒沙子，那么就有可能促生新的发现。目前众多科学领域每年的论文发表数目快速增长，这虽然与学术政策和激励措施密切相关，但也受到论文的“质量”越来越倾向于定量化评估的影响。伴随着论文数量的激增，学者更加倾向于引用现有的经典论文，而那些可能可能蕴含潜在的、颠覆性观点的新论文就被淹没了。不仅如此，对经典论文的依赖，束缚了新的研究思想的产生，导致新论文的创新度不高。既然如此，那造成论文发表数目快速增长、”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Derek Thompson发布了"America Needs a New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文。这篇文章道出了论文同质化的原因，并且揭露了美国科学界存在的三大悖论，呼吁美国进行一次新的科学革命。目前科学界有两个令人称赞的事件，一是，人类对COVID-19的了解正在逐步深入，且目前已经收集的关于COVID-19的知识量大得惊人；二是， 革命性的步伐正在悄悄地加快。首先是知识层面有了突破。就在上周，一项大型临床试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种廉价的抗抑郁药物——氟伏沙明，可以极大降低COVID-19患者住院或死亡的几率。这种几十年来一直被用于治疗抑郁症和强迫症的药物可以减少炎症，这种药效促使科学家们关注到了该药物，并且该药物很有可能在COVID-19引起的免疫系统问题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随后，研究人员发现，连续服用该药物8天后的病人的死亡率下降了91%。“这是令人振奋的数据！”纽约医疗保健网络ProHealth的传染病主任Daniel Griffin告诉《华尔街日报》，“这最终可能会成为护理的标准。”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项研究论文致谢中有六个看起来很无聊的字。"The trial was supported by FastGrants（该试验得到了FastGrants的支持）"。去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混乱局面中，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Tyler Cowen 与支付处理公司Stripe的首席执行官Patrick Collison，一起创立了一个快速资助COVID-19科学研究的新项目，并将这个项目称为 "Fast Grants"。他们召集了一小群科学家来审查数千个申请项目，在48小时内，就发出了第一轮资金。2020年，他们筹集了5000多万美元，并进行了260多笔资助，来支持以唾液为基础的测试研究、COVID的长期研究以及改用药物的临床试验（包括氟伏沙明）。与许多新想法一样，"Fast Grants "是一种对现状批判的创新。美国大部分科学资金来自联邦机构，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这种资金是出了名的奢侈巨款，NIH和NSF每年拨款约500亿美元。但也是出了名的费力、费时，科学家们要花四成时间在研究基金上，而不是在研究上。并且资助机构有时需要7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来审查一项申请，然后作出答复或者直接要求重新提交申请。而科学家们为加速资助申请过程所做的这些事情，换做研究都可能极大地提高科学的生产力。目前这种经过层层官僚机构的审查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大大降低了资助速度，并且有可能会阻碍创新性发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拨款同行评审程序中，要求众多评审员共同批准一项申请。这种以共识为导向的做法有可能会是对创新的一种制约。如果一位科学家在一个看起来奇怪的想法中看到了非凡的前景，但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却只看到了古怪之处没有看到任何潜力，怎么办？不仅如此，获得资助所需要进行的大量工作也会抑制激进的创造力。许多科学家因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审批制度的僵化和保守，所以申请的项目预计会着重吸引委员会，而不是把精力投入到一个真正的新想法上。如果只钻研一个新的想法，吸引不到委员会，那这个想法很有可能在经过500天的等待后被拒绝。在学术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博士课程变得越来越长，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比例却下降了40%。Fast Grants的目的是通过几种方式解决速度问题。它的申请过程只需半小时，许多资助决定在几天内就能做出。这不同于往常，这是科学的 "Operation Warp Speed"。在过去的几年里，Derek Thompson与企业家、研究人员和作家进行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需要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的谈话。这些思想家诊断出当前美国科学体系中的几个悖论。首先是信任悖论。专业界的人喜欢说我们 "相信科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学系统似乎对现实生活中的科学家并不怎么信任。在一项对获得快速资助的研究人员的调查中，几乎80%的人说，如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使用他们的资助金，他们会 "经常 "改变他们的工作重点；超过60%的人说，他们会违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规范，从事其专业领域以外的工作。Collison, Cowen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Patrick Hsu在6月的在线出版物《未来》中写道：“目前的资助机制不允许一些世界上顶尖科学家追求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研究议程。因此，主要的资助者将研究人员的身份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既被那些科学机构的人赞美说他们热爱科学，又受到科学机构的限制。”其次，存在着一个专业化的悖论。尽管科学领域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但科学家个体却不能专注于所在的领域进行艰苦的研究。自1970年以来，生物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在研究生院的平均年限已经从5年多增加到近8年。培养专家的时间越来越长，而这些专家的生产创造力也越来越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 Nicholas Bloom 和其团队在一篇著名的论文“Are Ideas Getting Harder to Find?”中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生产率全面急剧下降。芝加哥大学学者James Evans的研究发现：随着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加，一些领域的进展已经放缓。也许是因为科学家们被必须处理的大量信息淹没，以至于他们都选择了相对“安全”的主题，并引用少量同样的几篇论文。但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科学家不可能真正专注于科学，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每周至少会有一天的时间要为资金发愁。在 "Fast Grants "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说他们 "花了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在拨款申请上"，这真的是非常荒谬。美国的教育体系不遗余力地将科学家培养成僧侣般的专家，却又将他们扔到争夺稀缺资金的军备竞赛中，将做科学的工作挤到一边，这是不合理的，是浪费人才、资源。不仅如此，美国科学界还存在实验悖论。科学革命赞扬着实验，仍然激励着今天的研究。但科学机构却并不喜欢“实验”。二战后建立的研究机构将科学资金集中在联邦一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既不灵活也不创新。经济学家Cowen发现它们在大流行病开始时动作非常迟缓，因此有了快速资助的想法。许多科学改革者提议用新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创新，比如为重大突破提供丰厚的奖励，或者为某些领域的“超级明星”提供无限制和无条件的资助。"我们需要一门更好的科学，科学方法也需要检查科学的社会实践，这应该包括资助者做更多的实验，看看什么是有效的。"作家 José Luis Ricón这样认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让一千个 "Fast Grants"式的计划开花结果，跟踪它们的长期生产力，并确定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资助那种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科学突破。四百年前，第一次科学革命推翻了我们看世界的旧方式，并让我们慢慢接受了实验这种方式。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起一个类似的革命。美国依赖的科学机构如CDC、FDA、NIH、NSF等，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在装“老练”、装权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了出色的研究报告。但是，在面对国家紧急情况时，这些机构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快速且充分的反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保护美国人免受一些的有负面作用的医疗产品的影响，但这些保护也使美国人失去了一些非常好的甚至急需的医疗产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很多杰出的研究，但他们对科学经费的霸权使得科学家们很难做得更好。美国科学需要更多的科学。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科学家们需要更多的实验，而不应该依赖 20 世纪的机构来指导 21 世纪的进步。Fast Grants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有效的。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11/grants-american-scientific-revolution/6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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