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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苏宸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简称「BCI」）是指通过在人脑神经与外部设备（比如计算机、机器人等）间建立直接通路，来实现神经系统和外部设备间信息交互与功能整合的技术。
该技术发展已经持续了近百年，其涵盖领域涉及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对于应用与研究范围，脑机接口技术旨在帮助帮助四肢残疾和脊髓受损的人重新获得行动能力，辅以完成各种生理功能。
近年来，除了医学领域的探索外，脑机接口还受到诸多科技企业、国防机构、风险投资等青睐。
2017年，特拉斯公司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成立了脑机接口技术公司Neuralink，旨在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连接人类大脑和机器，以帮助受到严重脑损伤的患者。2021年，该公司在猴子大脑中成功测试了脑机接口技术的基础上，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一只名为「Pager」的猴子仅通过大脑意念就可以玩模拟乒乓球电子游戏。
从马斯克现场「溜猪」，到猴子以心灵感应玩电子游戏，再到浙大二院用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高位截瘫老人通过脑机技术打麻将等，技术不断开发着对动物的意识操控，也在干预人类的思维模式，将人与机器的互动统一于人类身体上。
战争与伤亡，病痛与折磨历来让人类饱受皮肉之苦，切肤之痛。脑机接口技术的出现，让一些患者有了痊愈的可能。这样的例子在媒体传播中比比皆是。
然而，使用脑机接口技术的代价也不容忽视。
世纪之交时，布朗大学神经科学实验室的研究成员曾应用Brain Gate第二代脑机接口技术，为一位名为凯茜·哈金森（Cathy Hutchinson）的非语言瘫痪病人安装了一个名为「大脑之门」的系统。
该系统包括一个植入运动皮层的微小电极阵列、一个插在头顶上的插头、一个鞋盒大小的信号放大器，以及一个可以解码病人神经信号的计算机运行软件。在机械手臂的帮助下，哈钦森成功抓住瓶子并用吸管饮水！
这次实验的成功，证明神经科学的具体疗法奏效，令人十分惊喜！
图注：Cathy Hutchinson
在大脑中植入这些设备就像在果冻上挂一幅画。每一次摆动，电极都有可能破坏细胞和连接，或者漂移并失去与原始神经元的联系。哈金森可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训练特定的细胞来操作机器手臂，导致这些细胞要么死掉，要么跑出了控制范围。
最终，她的身体防御系统会关闭实验：随着时间的推移，电极周围会形成疤痕组织，将它们与邻近的神经元隔离开来，使它们失去作用。
忌于脑机接口技术的负面影响，一些病人即使有望通过该技术恢复部分身体机能，也选择了放弃。
詹姆斯·拉斐托（James Raffetto）就是一个例子。他曾加入海军，三年后受训成为特种兵。一次意外中，他踩到了一个由轻木压力板触发的巧妙爆炸装置，失去了双腿、左臂和右手的三根手指。此后接受治疗与帮助，成为对他来说极具困难的事情。
但詹姆斯没有选择冒险，让大脑植入来重建他的生活。
他对植入式医疗设备持谨慎态度，将其比作喜怒无常的蓝牙设备。他直言：「把这些问题加到我的身体里是很可怕的。」相反，他赞美自己身体天生的适应能力，例如，他学会了使用自愈合的股骨上长出的骨刺来保持平衡和稳定。
公元前1世纪，普鲁塔克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忒休斯船上的木头逐渐被替换，直至所有的木头都不再是原来的木头，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忒休斯之船的隐喻是一种有关身份更替的悖论，如今，脑机接口技术正引发人们对技术与人关系的深思。
需要直视的是，脑机接口以侵略性、破坏性的方法来改善像詹姆斯和哈金森这样的人的生活，冒险性技术容易让人步入道德的泥沼。
技术的能动性介入使人恢复行动能力成为现实，但“智能体”的帮助下，意志和行动之间发生了什么？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谈论：「当『我举起我的手臂』时，我的手臂就会举起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举起手臂，除去手臂向上，剩下的是什么？」
对大脑的实验表明，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是对的：如果你打断了某一特定区域的活动，一个移动手臂的实验对象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一个外星实体在为他们做这件事；如果你破坏了一个不同的区域，这个人可能会觉得他们拼命想让自己的手臂移动，但却无法影响它。
科学家们对这种描述性的能动性研究只有一知半解，远没有对它有一个因果关系的理解。他们所知甚少的事实应该会使脑机接口的工作变得不可能：
它如何区分想象的行为和预期的行为呢?
尖锐的想法和大声说出的评论的神经特征是什么?
怎么能指望机器变出维特根斯坦方程中缺失的变量，从神经活动的模式中做出抬起的手臂呢?
事实上，大脑是一个高度繁忙的通信网络，计算机必须学会尽可能地解读信号。它的工作方式与其他机器如何自动完成你的电子邮件和文本内容的方式大致相同——通过处理大量的历史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指导未来的行为。
而一旦回答了关于脑机接口的实际问题，哲学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假设有人被一对机械手臂勒死，主要嫌疑人声称他的脑机接口是罪魁祸首。也许他的植入物坏了；也许他的算法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一个侵入性的想法误认为了一个有意的意图，或者让焦虑触发了自卫行为。
如果你不知道能动的神经特征——只是知道，不知怎么的，意志变成了行动——你如何证明他有罪或无罪？
如果事实证明他的大脑确实想要杀人，那机器有责任阻止他吗?
这些都不是针对遥远未来的假设性问题。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大脑接口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使得责任更难界定。
此外，大脑接口也存在主要的隐私和安全问题。
由于大脑中很多信号都是可获取的，一个记录设备可以收集关于你的感官体验、知觉过程、意识认知和情绪状态的信号。广告可以针对的不是你的点击量，而是你的想法和感受。这些信号甚至可能被用于监视。早在十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Jack Gallant 实验室的成员能够根据人们观看视频片段时的大脑活动模糊地重建视觉场景。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可能会有人接入你的无线神经接收器，人们的所思所想都将成为监视的内容。通过自身的眼睛和耳朵，人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分布式圆形望远镜的操作者。
1985 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著名的赛博格（Cyberg）宣言。她将其定义为「无机物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体」，例如安装了假牙、假肢、心脏起搏器等的身体。这些身体模糊了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
反观当下脑机接口技术已渗透至医疗健康、军事、娱乐、教育、智能家居与物联网（IOT）等领域，这都意味着技术正融合着人的身体、行动及思想意念。
英国作家乔治·奥尔威于1948年竣稿的《一九八四》曾预言，在无处不在的「老大哥」带领下，社会最终只会存在「思想纯洁者」。无论是近年来大数据对用户隐私的侵犯，还是脑机接口技术用于对员工工作效率的监测、广告效果的评估等，科技与人类的历史，俨然成为一个无情延伸的对材料、植物、动物控制的历史，也许有一天是对思想全天候的控制。
诚然，人们对于技术的乌托邦希冀与反乌托邦忧的思观点总是接踵摩肩。此时，文森特·莫斯可的提醒就十分要必要：
当技术变得稀松平常，正是其影响力达到社会顶峰的时候。脑机接口技术固然能够为身体功能受损的人群提供帮助，但善意更有可能掩盖另一场潜在的伦理灾难。
因此，在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身体和大脑互动之前，我们必须跳脱出受制于技术的影响。否则，当人类被精准控制时，我们将放弃的可能是自语言发明以来最大的思想去自由化。
2021-04-09
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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