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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交通执法部门进一步严查以“专车”名义从事出租运营的违法行为。
从1月开始，交通执法总队集中主要执法力量，有针对性地重点打击互联网租车，滴滴专车有关负责人昨日也被交通委运输局、市公安局网安部门等约谈。
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表示私家车借助网络平台和手机软件预约租车，实际上就是提供出租车服务。而根据《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除了正规出租车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提供出租车服务。
前一段时间，沈阳市部分出租车因对现行份子钱等制度不满停运，相关部门于是开始严查互联网租车，试图保护现行的出租车制度。
现行的制度，让出租车公司和一些有权力的部门和个人“躺着赚钱”，乘客、出租车司机都是受害者。互联网租车打破这个格局，乘客和司机得益，但是原有的既得利益者不干了，如今的严查和约谈就是一次反扑。
互联网租车能在这场生死博弈中获胜吗？我们来看看，互联网公司们能出什么招？
似曾相似的局面
其实，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碰撞不是第一次，2011年，武汉国税局曾经对一家淘宝店铺收了430万的税，并且号称要对淘宝皇冠级别以上的网店收税。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享受了淘宝低价购物的群众们不干了，网络舆论直指武汉国税局。而网络舆论进而影响了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一时之间，武汉国税局成为众矢之的。最后武汉国税局出面解释说这家网店有实体店，应该承担纳税义务，不再提网店征税的事情，这才没有继续发酵。
但是对网店征税的事情也就此搁置了下来，虽然不断有人来提，但是不再有什么地方敢于正式开征，去挑动网民和舆论的神经。
互联网租车的利益格局
互联网租车从出租车的高额补贴开始，到了专车，已经变补贴为盈利了。专车司机收入丰厚，而租车软件可以分成20%，同样是利润不菲。
用赔钱的出租车，普及打车软件，然后通过专车的分成把钱赚回来。这个专车涉及到互联网租车公司的生死问题。背后还有上市的巨利，背后的利益非常之大。
而在互联网租车公司的背后是腾讯、阿里这些互联网巨头，其背后的政治资源非常可观。
而出租车一方的既得利益者是出租车公司和交通管理部门，大多是各地的地方利益集团。虽然盘根错节，但力量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
所以，人民日报这种中央媒体在质疑现行的出租车制度，国务院文件鼓励预约租车。但是各地的交管和交警部门却在打击互联网租车。
媒体需要站出来
其实，任何一项旧制度的改变都会动很多人的奶酪，即得利益集团不反扑才是怪事。譬如我们以前熟悉的收容制度。
最后打破僵局的孙志刚的事情，这种已经在中国横行多年的丑恶终于暴露在聚焦灯之下。在大城市异地谋生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舆论大哗，全社会都在抨击收容制度。最终，国家废除了这个恶法。
因为收容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是一小撮，当影响足够大，引发全国性的反对，这一小撮就要被牺牲掉。
中国足球长期以来被人唾骂，最终引发了足球界的反腐风暴，通过反腐反黑抓坏人的形式平息了民众的不满。虽然足球成绩依然上不去。
如今，轮到出租车制度了，这个制度同样伤害到每个人的利益。在互联网租车兴起时，长期的不合理被放到了聚光灯下。只要媒体和民众的反对意见足够大，高层牺牲掉这一小撮既得利益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人民日报其实已经发出了信号，各地的既得利益者虽然还在反扑，但是清算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无论是用废除恶法，还是反腐抓坏人的方法，这个问题最终都会解决。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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